十年前的今天,有着“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的董辅礽(1927-2004)阖然辞世,然而他的思想不死,始终散发着理性光芒。从平衡增长理论,到国家所有制改革,再到资本市场“发展论”和“婴儿论”,在共和国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对一些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董辅礽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创新见解。他一生辛勤耕耘,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更重要的是,他坚守知识分子“守身为大”精神,一生正气,一身骨气,一股锐气。
他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提出国民收入平衡论跻身国际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道破传统公有制的症结,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人物;他勇敢地指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他还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上世纪80年代末,他提出的崇尚公平效益的社会目标坚定了人们的信念。这位被誉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前辈,就是董辅礽。
这位经济学大师辞世十年,其若干思想观点,因其仍具重大现实深远意义,常被现时经济学论著引述,有些理论观点及政策建议渐被决策机构和立法机构采纳,从而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师乘鹤西去,但思想光芒永存,身后实践应用,影响力量深远。正是这种力量,值得我们追思。
六大理论仍有现实意义
董辅礽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可概括为平衡增长论、所有制改革论、国有企业改革论、市场经济论、资本市场论、经济发展论、民营经济论六大理论。对照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及可预见的将来,这六大理论仍具重大现实深远意义。
1959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是董辅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誉的成名作。其后有关“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的四篇文章,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更加雄心勃勃”的“董氏再生产模型”。其核心思想可谓“平衡增长论”。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平衡增长论”所论证的不正是科学发展的经济学要义吗?
董辅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一文发表于中国经济改革发轫的1979年元月,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还是理论禁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是管理方法的改革,而是所有制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内容,不改革所有制,经济体制各方面改革都不可能成功。而所有制的症结在于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其要害即“政企不分”。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在以后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文章中,董辅礽进一步论述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关系,阐述了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一文中,董辅礽进一步提出了“董氏八宝饭”即“混合所有制”理论。他还在所有制改革研究中得出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的结论。
董辅礽在他的若干著述中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想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者,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才能实现。他批评只改变企业经营方式不改变全民所有制的观点,不同意当时盛行的两权分离的改革形式,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改革做法回避变革所有制形式问题,不触及国家所有制,不足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者,不能解决企业自负盈亏问题,所以两权分离的承包制不能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这种看法后来被改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非常明确地主张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董辅礽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些理论及主张,有的早已被采纳推行,有的则见诸《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这样的表述,很大程度可理解为其学术语言的官方文件表达。但毋须讳言,如“不触及国家所有制,不足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者,不能解决企业自负盈亏问题”这样的理论观点似乎仍属超前性理论观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浪潮,董辅礽又一次站在潮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阐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一传统理解不同。董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公有制经济着眼于社会公平,非公有制经济则与市场竞争相联系,着眼于市场效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这又被称为“董氏市场经济公式”。想想当下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问题已成为严重问题,应用“董氏市场经济公式”,是多么迫切需要!
1990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并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董辅礽,对资本市场的试探性发展给予了充分的理论支持,有他1994年3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发表《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为证:“证券市场是我国广大干部群众、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证券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可以通过它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的许多知识。”在后来发表的《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一文中,他将所有制和股份制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公有制有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两种形式,股份制就属于公众所有制,是对私有制的一种扬弃。为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作用,他积累了实际调查、国际比较、投资者利益等等多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为中国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基金市场的规范发展和有效运作提出了众多深刻而又务实的意见。《像对待婴儿那样爱护证券市场》一文,全面分析了有关证券市场投机、炒股、市盈率等方面问题,指出一切由于稚嫩产生的问题将在成长中逐步克服。这些论述,对当下资本市场发展,应该都是正能量。
董辅礽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开拓者。改革开放以来,他写了大量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章。他把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的发展,看成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他在大量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中国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他还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若干方面。他主张根据我国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认为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不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而只能实行以内向发展为主的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战略。
董辅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到战略的高度,并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阶段变化的角度提出了超越梯度发展的思想。他赞同资源配置要效率优先,但指出东部优先发展政策并不一定总是有效率的,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效率提高效果是有时间条件的,随着改革发展阶段的变化,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效果也会发生变化。他认为中、西部的发展不应被梯度次序的设计所束缚。在地区间比较优势已经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应当适时调整政策,加快进行重点西移进程。董辅礽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对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方面作出了独特的阐述,提出为了使生产是可以持续的,必须注意资源的节约以及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还必须保护环境。
董辅礽始终呼吁支持发展民营经济。他以严谨的逻辑清晰地回答了“必须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与市场经济互为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反之亦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首先应归功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应该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其《保护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一文,则进一步提出了发展非公有经济涉及到几个问题:一是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二是解决市场准入即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哪些领域的问题;三是怎么形成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环境或解除实际上对非公有制企业存有歧视的问题。由于上述旗帜鲜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董辅礽又被誉为“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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