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对经济短期下滑和波动过度悲观，中国经济正由“增长奇迹”回归“常规”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黄益平、王勋

　　10月1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接受采访，引起市场和社会广泛关注。针对我国股市近期出现的波动和下滑，刘鹤提出，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美国等主要国家央行加息对市场造成实际影响的同时，更加重了市场对经济前景不确定的预期形成。这种调整与出清，也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国企与民企关系问题，刘鹤进一步强调了民营企业在促进创新和提升经济活力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进民退”的言论是片面和错误的，新时期应该用全新的产业链理念来看待国企与民企已经形成的高度互补以及合作支持的关系。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中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创新力。 

　　刘鹤副总理在采访中阐述的观点，对解答市场对当前经济政策困惑甚至疑虑，提升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具有积极作用。对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增速下行、金融波动和国企民企的问题，更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经济正从“增长奇迹”阶段走向常规增长阶段。如果将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1978-2008）年均GDP增速达10%，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结构性问题，如经济偏向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占比偏低；外部失衡严重，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现象也在不断拉大。而后一个阶段，即2008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速下降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开始上升。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需下降直接导致了以出口为主要拉动因素的经济增速下降。同时，应该看到，中国人均GDP已从2007年的2600美元提升到了2017年的8800美元，中国已从中低收入国家成为中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收敛理论表明，开放经济体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收敛的过程中，经济增速下降符合理论和历史经验。由于之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未能及时出清和解决，经济增速下降导致微观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杠杆率上升导致宽裕的流动性更多流向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金融管制过严尤其是依然显著的金融抑制加大了资金错配，同时金融监管不足又导致监管有效性下降，三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了2008年后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 

　　在此背景下，2012年后政府出台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化解过剩产能、推进结构调整的同时，尽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以促进创新和提升经济竞争力。正如刘鹤副总理所强调的，一些过剩领域的“毁灭性创新”会促进均衡供求回归，拉动长期增长。过去依靠要素投入和经济规模扩张会在短期内实现较快增长，但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更主要地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不可否认的是，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为创新的主要力量。据统计，70%以上的技术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民营企业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波动和市场预期因素的形成，短期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中，环境保护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措施的实施，加上对落后过剩产能的淘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短期的经济疲软。然而，这些政策对实现长期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因此，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出现暂时经营困难，更主要是结构转型过程中短期因素造成的结果。下一阶段政府会着重降低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法治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随着中国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制约中国企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制度因素会不断消除。随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中国企业的融资条件会进一步提升。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会更大，生产效率会更高，在中国经济就业、产出和总利润当中的占比持续在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更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