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样本”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局

　　多年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2015年以来，央行多次降准定向小微企业，有关部门通过MPA考核的形式督促银行业完成小微贷款总量。今年以来，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探索，正在围绕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展开。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温州市调研发现，当地通过设立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由政府为小微企业增信，与银行共担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小微企业缺乏足够抵押物这一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问题。在温州等地成功实践基础上，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在7月底成立，新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在路上。

　　认清融资困局

　　日前，温州小企业主李明实现了在银行贷款“零”的突破，成功贷款10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之前跟银行打过很多次交道，一直希望通过贷款拓展业务，但由于没有抵押物，总是吃‘闭门羹’。”

　　在被称作“制造业之都”的温州，像李明这样的小企业主还有很多，他们数量庞大，为温州市经济发展贡献大量税收、吸纳大量就业，却因为有效抵押物不足、信用等级低等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银行获得低成本资金，时常因资金短缺而导致业务发展受限，甚至走到破产边缘。

　　在温州商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小微企业没有信用贷款，都是抵押贷款。如果没有厂房的话，根本没法贷款。即使贷了款，如果短贷长投，企业也承受不起。”

　　不但融资难，而且融资贵。温州市经信委企业发展处处长吴登靠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即便小微企业有不动产进行抵押，银行还会要求小微企业给抵押物买保险，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无形中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融资负担。”

　　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工作人员王刚（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银行也要考虑风险收益比，小微企业普遍规模小、经营风险大、财务不透明、管理不规范。如果没有足够的抵押物，银行根本不敢放款。”

　　温州小微企业的处境是全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为政策的着力点。

　　招商证券认为，从历史经验看，“定向放水+强化考核”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多资金流向小微企业，但效力有限（商业银行难以被激励）、副作用很多（资金外溢催生泡沫），并且极其不稳定。

　　王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有关部门要求银行将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很多银行就通过一些中间业务，比如让小微企业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等，把让利找回来。”

　　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长效机制，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成为重要课题，而温州的经验是政府介入，为企业增信，为银行分忧。2015年2月，温州市政府牵头，设立了初设规模8.5亿元、首期出资5亿元的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同年10月，温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成立，正式开展信保业务。

　　“温州信保基金是由政府和银行按照4:1的比例出资组建的，一方面，由政府给小微企业增信，解决企业没有抵押物、无法贷款的难题；另一方面，由政府兜底大部分风险，解决了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的后顾之忧。”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信保基金累计担保2468户，金额47.16亿元；承保户数1275户，余额25.72亿元；净资产增值到3.22亿元；累计代偿仅32万元，损失为零。“整体风险把控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只有一笔80万元的贷款出问题。”余谦表示。

　　他介绍，在信保基金担保的贷款里，有1/3的企业是首次贷款客户。而李明正是通过信保基金担保，在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从银行获得贷款。

　　信保基金借鉴台湾模式

　　实际上，在温州信保基金成立之前，同处浙江的台州已经率先成立了信保基金。2014年11月24日，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成立，首期规模5亿元，其中政府出资4亿元，台州银行等7家银行出资1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台州信保基金累计承保14545笔，金额185.93亿元，服务市场主体9709家；在保余额66.19亿元，实现了首期出资规模的十倍放大。台州信保基金是目前浙江规模最大的服务小微企业的担保机构。

　　今年10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向世文带领调研组，赴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调研，就推进加快形成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立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开展座谈交流。

　　台州和温州的信保基金均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信保基金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初期，因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台湾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出口受阻、资金周转困难，又受制于缺乏担保物等问题，无法通过融资抵御经济寒冬。于是，1974年台湾拨款2亿元新台币作为垫资，占全部出资额的60%，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台湾信保基金的运作，一是政府充当信保基金主要发起人；二是充当信保基金主要出资人。余谦说：“台湾信保基金模式，最核心的有两点：一是商业银行要让利，台湾从政府层面鼓励商业银行从每年盈利中拿出20%注入信保基金；二是银行要承担一部分风险，所以我们在设立信保基金时也要求银行要承担20%的风险。”

　　我国台湾地区信保基金的运作也借鉴了国外经验。实际上，小微企业的禀赋决定了“融资难、融资贵”是全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从国外成熟经验看，由政府牵头成立信保基金，为企业进行增信、与银行分担风险是通行的办法。例如，美国主要由小企业管理局提供贷款援助，以担保方式使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日本则主要由政府设立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援助，还成立了“信用保证协会”和“中小企业信用公库”，为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在借鉴台湾信保基金模式基础上，台州和温州均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创新。例如，台州信保基金在风控上采用银行推荐与自身审核的双结合模式，在业务开展上简化信保小额贷款审核模式，在服务对象上扩容增面，户均金额不断下降。

　　由于信保基金中政府的出资比例高达80%，基金实际上相当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个事业单位。如何确保信保基金在政府的体制里面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是很多地方的信保基金在运营时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余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跟台州信保基金模式又不太一样，比如在市场化运作方面，台州信保基金总经理是台州金融办领导兼任的，我们则通过社会招聘，专门聘用浙商银行温州分行的一个副行长，走更专业化的道路。”

　　地方经验值得推广

　　2014年11月下旬，台州市正式启动运行信保基金。次年10月，温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成立。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发现，2014年前三季度，温州市金融机构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始终在7200-7300亿元的低谷波动。温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企业对工业投入趋于谨慎，工业性投资同比仅增长1.2%。

　　在2014年的一次企业座谈会上，黄发静向温州市领导指出当时温州银企关系：“一些银行对有贷款或互保担保链上比较好的企业也‘苦苦相逼’。在银行与企业博弈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干脆就抱着‘债多不怕’、‘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想法。”

　　信保基金在台州和温州的成功实践，为成立国家级的信保基金积累了经验。今年3月，高层决定由中央财政发起、联合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基金首期募资不低于600亿元。分析人士认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成立是我国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将带动各方资金扶持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此前在介绍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情况时，特别提到了信保基金在台州市和温州市的成功实践：“将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运作，也需要建立和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政府增信对企业增贷之后，长远来看难免出现一些风险，怎么办？按照我了解的情况，现在做得好的一些地区，比如浙江台州、温州成立的政府担保基金，出了风险之后，80%、65%先由担保基金承担，剩下的20%、35%由银行承担，实现风险共担、利益捆绑。”

　　今年7月底，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首期注册资本661亿元。财政部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45.39%，其余还有20家银行、保险等机构入股，持股比例从约0.15%至约4.54%不等。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成立后必然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如何确保风险和收益？如何进行监管运营？对此，王毅介绍，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管理的定位是准公共服务产品，市场化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在风险防控方面，基金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财政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构建与担保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并健全内部风险控制，切实防控运行风险。

　　浙江（台州）小微金融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信保基金的运营，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实行市场化运作，运用金融市场工具管控风险。可视当地资本市场及金融产品的发展状况，探讨未来通过再保险、出售贷款或贷款组合证券化的形式减少贷款风险敞口。此外，作为政府主要出资且非营利性的组织，信保基金的运作应确保公开化、透明化，及时做好信息披露，接受外部监督。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信保基金是给小微企业的一种增信措施，整体出现风险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个别也会有风险，但损失并不是说完全由政府买单，基金可以通过企业资产处置等多种方式降低风险。

　　监管问题亟待解决

　　从台州和温州的成功实践，到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设立，信保基金能否复制到全国其他地区，形成燎原之势？“这是肯定的，因为对于初创期企业而言，在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政府进行增信，纯市场化道路很难走通。”余谦表示。

　　不过，台州和温州的信保基金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区大面积复制还取决于各地财政实力。连平说：“地方政府层面的信保基金用的是地方财政的钱，而且是地方财政出大头。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

　　对此，余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单纯靠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承担80%的兜底责任，对于很多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来说确实捉襟见肘。我觉得国家财政也应出一些钱来支持地方的担保基金。”

　　另外，借鉴台湾信保基金模式，商业银行让利也有利于分担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促进信保基金可持续发展。但是，从台州和温州实践看，目前响应信保基金的以当地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

　　余谦表示：“在商业银行原来的贷款理念中，全部风险是要由企业承担的，所以必须有抵押物或担保。即使政府兜底80%的风险，目前还是只有1/3的银行参与信保基金，很多银行即使只承担20%的风险还是有顾虑。”

　　连平认为，要用国家信用、财政补贴形成国家支持民营经济的增信体系。现在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规模还应进一步扩大，再把保险、不良资产处置等整个体系做起来，这在国外也有成功经验。

　　王刚认为，要为小微企业增信，仅由政府牵头成立信保基金是不够的，还需工商、司法等部门配合，加强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比如加大对逃废债的惩处力度。否则，政府一味为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进行兜底，反过来也会加大自身的风险。

　　“比如，在给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贷款流向问题，因为眼下很多小微企业净利润率还不如贷款利率高，所以即便把钱贷给企业，也不会投入到生产中，而是拿去投资房地产、放高利贷，而这个是很难进行监管的。”王刚表示。

　　恒大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小微企业信息相对分散且价值密度低，搜集起来相对困难，需由政府主导小微企业的征信系统建设工作，将分散于各个部门、行业、地区的信息整合起来。同时，还要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全面覆盖我国小微企业的信息共享体系，并定期披露失信企业黑名单。还应加快制定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制度，大力发展服务于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