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金融人眼中的改革开放40年

　　我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在上海，长期在这块热土上生活学习和工作，一直关注关心着这座城市的巨大变迁与惊人发展。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始终与国家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我从17岁到57岁的40年。岁月变迁，沧海桑田，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中国开始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改革开放造就了我的丰富人生，也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我十分幸运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既是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受益者。下面，我主要按四个年代，从个人的视角，简要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的相关大事，与大家分享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感悟体会。

　　1980—1989：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与70年代中后期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密切关联。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7年，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让很多年轻人的命运就此发生改变。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允许外商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兴办企业。1979年9月22日，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创建设立，一度与同为由“红色资本家”打理的中信、光大齐名。

　　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有几件大事我印象深刻。1980年，中央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经济特区。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联合毛纺获批设立。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1983年，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记得大会召开那一天，我专门回到家中一人独自坐在电视机前，认真收看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同年底，国务院提出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1988年，国家进行价格改革“闯关”，设想一步到位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结果导致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形势恶化。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练好内功。

　　80年代，我先后有五段不同的人生经历。第一段是1979年7月至1980年10月，在空军二预校和四航校当飞行学员。当年当兵特别是当飞行员，是十分光荣的，虽然训练十分艰苦，但有此经历使我对部队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

　　第二段是复员回上海工作。1980年11月到1982年8月被分配到上海市委招待处（现东湖集团）下的瑞金宾馆工作。宾馆一年多的经历非常难忘。当年经济条件差，物质贫乏，在宾馆工作是不错的选择。由于是涉外宾馆，我能接触海内外各方来客，也正因为这样有了见世面开眼界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

　　第三段是1982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首次是1979年），9月入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读书，于1986年7月毕业。读大学在当时是一种很崇高的追求，是能改变人一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这一届华政录取的400人都是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上海本地生源100名。在大学，我争分夺秒发奋读书、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学校每天有高音喇叭播新闻，我们关注社会、关注改革、关注开放，关注整个社会的潮流变化。

　　第四段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国际经贸所系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属研究单位。上海外经贸委是市政府负责对外经济贸易事务的重要部门，当年审批权和影响力都很大。我在国际经贸所的综合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对外开放、涉外经济法、利用外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等方面的研究。我在国际经贸所两年，也就研究了两年，写了两年。期间，我也经常有机会与这些领域的有关领导、学者、朋友交流，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见识视野，都又提高到了一定层次。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于当时的很多研究涉及的都是新情况、新问题、新领域，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研究过程，却为自己以后的工作变动、写作水平和事业发展留下伏笔，打下基础。

　　第五段是1988年8月，进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工作，开始了20多年的从政生涯。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又被称为“一个图章机构”，于1988年6月10日正式宣布成立，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亲自兼任主任，黄菊副市长兼任副主任，时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局长叶龙蜚调任常务副主任。在外资委，我主要负责法规起草，同时做一些引进外资创新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当时在外资委干这项工作的就我一人。因为要立法，所以方方面面的情况需要了解，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逼着你去思考去破解。记得朱镕基市长来外资委看望大家时，叶副主任向他介绍说：“这是小范，我们这里负责法制工作的。”朱镕基听了感到惊讶，连声讲“很年轻嘛”，还先后与我握了两次手。应该说，我在外资委这个大平台，高起点接受了挑战，全方位得到了锻炼，参与了大量创新工作，很有成就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艰难摸索改革的10年，这段时间，我的身份不经意间在转换，人生在发生着转变。

　　1990—1999：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不是一路顺利走过来，实际上1989年到1992年这三年期间就有过大的波折。当时有人提出中国既要搞经济建设，又要防和平演变，邓小平深感不安，他认为中国只能以经济建设为唯一中心，绝不能动摇。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名的“南方谈话”。1992年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常重要，有划时代的意义。粉碎“四人帮”后，我国一直在经济上寻找改革目标。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才为理论上解决问题提供了依据，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这10年期间发生了许多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我国发展的长远战略出发，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这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特定历史背景分不开。开发开放浦东，对外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变。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石破天惊，社会主义中国证券市场就此进入了发展新阶段。1992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即“南方谈话”，决定了十字路口中国的走向，使改革开放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也是在这一年，股市大发展，因为缺乏经验，深圳发行股票认购证，由于大量舞弊行为发生了“8·10事件”；同年10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力挺香港，支持港府艰难击退国际金融大鳄，并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确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1988年8月，我进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工作，直到1993年4月离开。在外资委工作期间，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许多大事，浦东开发开放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朱镕基当选市长后，在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前，他将这个重任放到了外资委，由叶龙蜚兼任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浦东开发办公室设在市外资委后，马上抽调了三位工作人员，分别为来自市环保局的张则陆、市房地产党校的汪新野和华政的李培良，具体从事相关工作。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5月3日，新的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并对外办公。1992年，因推介浦东政策招商引资，我第一次到香港，面对当年香港的繁荣景象，触动很大！我在外资委的时间，有机会参加了很多重要会议和活动，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等，在那里，跟随许多领导，做了很多开拓性的事情，对我的人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3年4月，我被调到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简称“上海证管办”，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工作，在证管办工作共六年，这期间又参与了很多开创性工作。由于涉及一大批企业改制上市发行股票（包括B股），1993年到1995年，我连年出国，到西欧、美国去路演发行B股，同国际投资银行和国内大型证券机构打交道，收获良多。证管办第一任主任是杨祥海，第二任主任是韩正同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把地方的证券管理部门划归中国证监会。在此背景下，上海要做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和证券相关工作，就要新设自己的机构，于是，就决定把前两年设在上海证管办内的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上海重组办”，韩正兼主任）作为一个单独机构创设起来。我于1999年4月调到上海上市公司重组办任主任一职，负责组建这个新机构。上海以“重组办”推进上市公司重组再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是首创且独创的，这一做法起到了推动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对全国范围内的上市公司重组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应当说，重组办的开拓性工作，如制定上市公司重组发展政策，探索上市公司重组模式，并形成一批典型案例，每年完成一些攻坚工作，为推动上海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上海出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大好局面，上海开始腾飞，这些都是我们能切实感受得到的。90年代这十年中，我参与了很多工作，经历了利用外资、涉外法制建设、股市大发展、土地批租、服务领域开放等等。积极引进利用外资、开发开放浦东、建立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都是国家战略，我有幸都赶上了。

　　2000—2009：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中国乘势而上，迎来了新世纪十年黄金发展期，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大国的风范和作用凸显。

　　这十年间，中国发展依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楼遭遇恐怖袭击，美国战略重大调整，把反恐作为处理国际政治关系的第一要务。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4年，国家开始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试图抑制房地产过热。2005年，中央批准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同年5月资本市场启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股市走出一波史无前例的大牛市，数年后沪指一度冲高至6124点。2008年9月美国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G20登上世界舞台。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执政，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开始持续至今的遏制中国政策。同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19号文），为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心指明了方向。

　　这十年我也经历了很多。起初在上海重组办任主任，2002年9月到2012年5月，我在上海市金融办担任副主任工作了十年，有机会参与和见证了国有集团整体上市、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陆家嘴论坛和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的创立，以及化解上市公司和证券金融机构风险等重大事项，还有创设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为中小企业、“三农”、地方经济服务的准金融机构。2000年前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开始组织撰写一些回忆性、史料性的东西。比如，2007年编辑出版了《中国股市早年岁月（1984-1992）》；2008年编辑出版了《上海资产重组回望》；2009年前后，编辑出版了《见证中国股市》《“一个图章”机构的往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初创纪实（1988-1992）》等等。

　　这十年体会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二是从外部形势来看，我国迎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反恐，给我国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三是我个人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思想逐渐成熟，人生不断走向新高度。

　　2010—2018：中国崛起成为主旋律

　　近些年，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心态和底气。2010年，中国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促进世界的创新、联动、开放、包容。2016年，G20峰会首次在中国杭州举办，中国迎来又一重量级主场外交。同年，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拉开中美贸易战的大幕；同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长篇演说，对中国进行全面抨击，类似情形在1972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发布以来从未有过。一系列令人目眩的国际关系新变化表明，二战乃至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不断被颠覆，大国博弈进入史无前例的迷局。

　　这期间我的工作经历主要分为两段，一段是在上海市金融办。工作之余，2010年6月起，我们创办了《岁月 人生 思考》双月刊杂志，迄今已出刊41期，锻炼和打造了一支优秀团队。第二段始于2012年5月，我受上海市委市政府任命来到爱建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党委书记一职。爱建创建于1979年9月，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由以刘靖基为代表的海内外1000多位老工商业者共同集资兴办。近40年来，爱建经历了创建设立、改制上市、保全重组、发展振兴四个不同历史阶段。2012年以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公司确立了3个三年的发展步骤，即2012年—2014年“打基础”；2015年—2017年“上台阶”；2018年—2020年“亮品牌”。这些年来，公司发展取得了“一年一个样、年年有进步”的显著成绩。打基础三年，公司基本实现了“五个跨越”：一是公司规模与盈利增长的跨越；二是企业管理与制度健全的跨越；三是干部充实与团队优化的跨越；四是党的工作与组织建设的跨越；五是员工面貌与爱建形象的跨越。刚刚走完的“上台阶”三年，可谓是大事多、新事多、好事多，难事也多。其中2015年上海启动新一轮金融国资改革，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爱建实施战略重组，回归民营本色，承继良好发展势头。2016年7月29日，以“爱建集团管理关系调整宣布会”举行为标志，爱建重组工作基本完成。2017年，爱建继续推动转制转型发展，推动定向增发落地，妥善化解举牌事件等，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018年起，爱建已迈入了“亮品牌”的新三年。

　　爱建有历史、有底蕴，爱建老领导有情怀、有担当。这些年，我们积极抢救史料，编辑出版了包括《爱建报》《爱建视界》报纸杂志、专题宣传片，以及《刘靖基纪念集》《企业纵横看爱建》等书籍在内系列文化作品，从实业救国，到民主建国，到爱国建设，着力讲好爱建故事，传播爱建声音。可以看出，爱建在改革大潮中诞生，在创新探索中前行。一部爱建史及其创业者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成长史，也是一部中国老一辈工商业者世纪奋斗史，更是一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企业发展史。

　　近些年来，我的人生经历了三大转变，也新添了许多人生感受：一是从政府到企业，我在政府工作20余年，现在到了有历史有影响的爱建公司，感受到的是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二是从宏观到微观，我原来长时间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从对外开放、法制建设、引进外资到浦东开发，从企业改制上市到资本市场发展，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到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的创设管理，现在转到了具体企业微观的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此中的要求、方法是不一样的。三是从体制内到体制外，2015年6月市委市政府把爱建列为金融国资改革的重头戏，2016年7月转制基本完成，我由市管干部转为了社会人士。身份和角色的变化，对个人的要求不同，感受和体会也不尽相同，但从我个人内心而言，这些经历确实很难得，因此我也十分珍惜。

　　回望改革开放40年和自己人生这些年的经历，可以总结成四句话：第一句，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崛起的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进入了大时代，也使世界进入了大时代。第二句，国运造就人生，我们遇上了最好的时代，条条大道通罗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关键取决于怎么样抓住机遇并参与其中。第三句，唯有学习特别是深度的学习和思考，才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努力是必须的，坚持也是必须的。第四句，历史没有终结，发展没有止境，世事多变，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成长中学会感恩，感恩我们的前辈，感恩我们的祖国，感恩我们的时代，感恩我们的相聚。

　　40年物换星移，40年春华秋实，经历和目睹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我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历经巨变的时代，这是一个时空压缩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完成了发达国家在二三百年时间里才能完成的任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范永进 作者系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