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实践类博士的争议由来已久。自2000年，中国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首开美术实践类博士招生先河至今，已历18载的美术实践类博士业已在数量上构成了一定的群体性规模，然而，时至今日，仍旧会有“是否取消美术实践类博士”的讨论话题出现。
▲“博艺计划”开幕式嘉宾
一方面，源于美术实践类博士在国内的开创性。现代教育体系的引入使得中国的教育制度多数延用于西方，而在国外，美术实践类博士还是一片荒地，并未被人开垦过，国内艺术类院校所设立的实践类博士自然就成了一种“闯红灯”的行为，按理是不被认可和允许的。但一切事物都需要纳入到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才最有价值。中国的艺术教育制度在尚未开启普及型教育模式之前，也就是美术实践类博士还为出现之前，仍旧属于“类精英化”教育的模式，但在艺术教育改革，高校进入疯狂扩招时代之后，精英化教育成为普及化教育，教育环境的转变，使美术学生的艺术水平总体下降，本科毕业时，不要说是成为一个艺术家，很多学生连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如果想要重新回归到“精英化”，或者说实现“学院教育能够培养大师”的理想状态，势必要在学位和制度上进行革新和进步，美术实践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引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博艺计划”展览现场
另一方面，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致使学位等同于价格的臆想在美术实践类博士群体中被放大。而基于这样的市场风气，也使得仅仅创立18载的美术实践类博士就背负了国内艺术教育体系下最大的奢望，即博士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其作品也必定是最受市场所认可，其价格也终究会超越前人，而其成就也终将成为大师。殊不知，学院教育体制下的“无大师”现象并不能因为博士学位的存在而被彻底改变，博士也并不能等同于“未来的大师”。也许正是因为有着如此的误读，使得美术实践类博士在羽翼尚未丰满之时就已经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而放之到艺术的创作生涯当中，三年甚至是五年的博士学习经历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仍旧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
众所周知，艺术创作尤其是书画艺术创作普遍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来培育，并由此逐渐形成个体性的艺术风格。这就如同放眼望去的书画艺术名家皆是些年过半百之辈，由此也可见，艺术创作并不能简单的依照学位来进行评判，而美术实践类博士的优劣和未来走向也终究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不能一律捧杀也不能一棒子打死。
▲戴静怡《甜蜜的礼物》250x180cm 2017年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美术学博士后王雪峰就曾表示，“社会各界对于书画博士充满期望，往往会以对社会书画名家的要求来要求这些书画博士，这种矛盾会造成社会对书画博士的不同看法。对于书画的评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依据是书画家的学养，学养是书画家内在的气质，是决定书画格调高低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书画家能否有更大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文人画家格外注重学养的作用，“画者文之极也”。当代的画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学养，尤其是现在美术教育招生中对于美术生的文化要求不高，造成了美术专业的学生整体文化素养欠缺。而书画博士的制度，对于这些博士是有明确的理论要求，在考试、学习课程中都有很多提高文化素养的课程，同时在博士阶段必须完成一篇博士论文，答辩通过才能毕业。而博士论文的写作必须有很多文化积累，这个过程就是学养积累的过程。博士阶段的理论要求开启了博士书画家创作与理论并行提升的学习模式。这就接续了传统文人画家的文脉。故而书画博士教育制度为书画家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土壤，可以断定随着博士书画家越来越多，将来中国的书画界书画博士必定是中国艺坛的中坚力量。”
▲董世君《春光》 纸本工笔 89×55cm 2018
好学博艺，省物而勤也
《孔子家语·弟子行》曾记载：“好学博艺，省物而勤也”，以此来来阐述弟子冉求喜爱学习、博通艺文、勤于观察的品行。“博”与“艺”，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语境中，代表着一种多重性、多元化和可能性，甚至是一种共生关系。出于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美术史上先后出现了在美术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实践领域都创造超凡贡献的伟大践行者，正是他们坚持各自对文化艺术的立场和定位，并通过对多元文化语境和视觉图像的不断融合，形成了开放性和多样性的新艺术形态，从而构建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激荡长河。
基于这样的创想，由山东艺产宝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主办的“2018首届博艺计划暨艺盘年度提名展”，旨在构建符合当前时代发展需求的艺术人文生态，并以此实现中国精英艺术家群体及其创作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应有的影响和价值。
▲黄洪涛《无名山系列》 73X68cm 纸本 2017
“博艺计划”由艺盘创始人、国内资深艺术收藏家席峰先生带领专业学术和策划团队组织，并由其旗下专业互联网艺术平台——“艺盘”独家提供相关艺术资源和大数据技术支持的精英艺术家推广品牌，2018年7月正式启动。首届“博艺计划”面向的是中国艺术界当前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家群体——美术实践类博士，并采用学术委员会提名，专业艺术批评家策展人、专业艺术机构负责人、资深艺术媒体人联合推荐的方式，邀请近百位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当下最优秀的美术实践类博士，经甄选后最终选择37位艺术家及130余件精品作品参与本届项目。
在“博艺计划”的首场展览前，由杨卫主持的学术座谈会也以美术实践类博士为题展开了小范围的讨论。杨卫表示，此次展览中的艺术家们，经历了多年的创作和艺术学习，在艺术语言方面的问题都已解决，大多正处于一个艺术风格确立的过程中，而此次展览将大家聚集起来，则恰恰是向社会推荐年轻艺术家，呈现他们的最新创作状态。
▲李戈晔 《远方》 33x85cm 纸本设色 2017年
▲聂松《齐物·化》124cmx350cm 2018
王端廷作为“博艺计划”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在座谈会上指出，长期深入对于美术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可以让青年艺术家们了解人类艺术的已有经验和艺术创新的规律，美术实践类博士教学的价值就在于，让年轻人避开前任绕过的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的更高。但是我们往往也能看到，真正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并不是美术学院教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矛盾。中国是美术实践类博士的创立者，作为美术学院的教育目的，设立博士学位是为了让学生学习更多创新的机会，而并非是在已有的经验中重复。
谈到此次展览时，王端廷认为这个展览一定程度上是美术实践类博士成果的呈现和证明，是对美术实践类博士教学经验的总结，有一定的必要性。这些艺术家都是以水墨创作为主的艺术家，而我们的传统中国画经历了三场革命，第一场就是以徐悲鸿为首的西方写实主义艺术对传统中国画的挑战；第二，是以林风眠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对中国画的挑战；第三场是以谷文达，徐冰等艺术家为代表的观念艺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表达的革命。尤其是当代观念艺术中的观念水墨在近些年来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恰恰这却不是学院教学的结果。当今的中国艺术可供艺术家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还是挺大的，美术实践类博士有着很高的起点，他们这一创作群体的未来还是蛮有期待的。对于展览模式，王端廷也提出建议，如果将这些学生与各自的博士导师的作品以共同参展的方式呈现，共同探讨，可能会有更强对照价值。
▲翁志承《繁花四季之二 》 97X180cm 2016
以中国画研究为专项的青年批评家于洋从身份、画科分类和人格三个层面阐述了其对于美术实践类博士的看法，首先从身份上来看，展览切片式的呈现了当青年水墨的总体风格，这批艺术家大多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他们主要成长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同样长时期的创作和研究、毕业论文的写作等磨练也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反思和反省能力，所呈现的创作面貌也带有一定的多样性，学院水墨、新工笔以及新水墨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书画艺术的程式，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质。其次从艺术画科的分类层面，参展艺术家一类是学院派的中国画艺术家，一类是具有观念性的探索，突破了中国画的传统分类。第三，从艺术家内心来讲，这批美术实践类博士接近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年的学画中有传统文人的意识，带有双重人格的思考和反思，就他们的内心创作来看，更容易把这种思考借助感性创作传递其情感。同时，于洋也以美术实践类博士为案例谈及了一个概念，即“画家型学者”，美术实践类博士的睛耕雨读让他们的图像研究不再是从文本到文本，而是文本到思想和践行的双管齐下。
▲刘明 《溪山怀古》 240×150cm 纸本水墨 2018年
博士为旗 旨在塑造优秀艺术家的良性发展生态链
“艺盘”为首届提名展入选的艺术家进行了艺术大数据备案和艺术品溯源备案，并开启巡回展览和一系列学术活动，以学术性、专业性的视角为艺术家群体构建权威、完备、有序的艺术大数据和学术文献体系；旨在重新发掘梳理美术实践类博士群体在学术、行业生态乃至艺术市场领域的二次定位，从而打造一种能够推动中国当代中青年学院派优秀艺术家良性发展的生态链。
▲卢晓峰《山水训》 146×369cm 2017
如今，美术实践类博士已经是中国艺术创作领域中具备专攻能力和研究深度的精英艺术群体，且逐年壮大。他们因肩负着学术研究和绘画技艺的担当从而备受关注，甚至不时会陷入媒体舆论的漩涡。但是，这个群体所构建的艺术发展脉络，正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发展路径和表征：首先，在艺术语言和图像视觉方面能够基于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和师承关系，展现艺术表现的自信以及对艺术个性的伸张；其次，在学术研究深度上，既能与艺术实践保持彼此联结和重新编码，又能够从当代视野与中国绘画遗产中建立有效对话，通过图像与文本的相互转化、碰撞、整合，彰显当代艺术家新兴的人文思考与艺术图景。
郭楚开《众生相之十二》138X34cm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