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北京花市博物馆的葡萄常展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葡萄架，架上挂满了各色的“葡萄”。设计这一场景的，便是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女士。常弘家以前就住在四合院中，每个四合院里都要搭葡萄架，那时一家人经常坐在葡萄架下打牌谈天，甚是欢乐，这样的场景也多少带有一些回忆的味道。
刚从上海世博会归来的常弘穿着在上海定做的中式套装，突现出整个人的端庄气质。谈吐间透出的那种热情与自信，也体现出一种大户人家的气度。
葡萄常原本不姓常
说起常弘家的背景，确实不凡。据常弘介绍，在北京赫赫有名的葡萄常原本并不姓常，她的上辈是旗人，姓纽祜禄氏。这样的大户人家怎么又变成了工艺世家葡萄常，这里面还颇有周折。
在清朝，旗人吃着皇家俸禄，每个孩子生下来就带着“钱粮”。当时皇家的俸禄很细致，甚至具体到香油、水舀子都是国家发放，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花钱。此外，清朝不许旗人们经商，于是玩就成了旗人大爷们生活的全部。他们爱玩、钻研玩，很多人在家道中落后，还把昔日玩的东西变成了谋生的手段。葡萄常的创始人韩其哈日布(又名常在)就是这样。他原本喜欢玩泥塑，用泥捏成各种果子，在家道中落后，他便靠这捏泥塑的手艺维持生计。在做泥塑的同时，韩其哈日布还在不断琢磨，他希望让他的作品更加高档，于是他看中了一种在当时尚不多见的原料——玻璃。“在当时的中国，能想到用玻璃做原料，别说少有，根本就没有第二家。若不是旗人好玩，根本想不出这样的主意。”常弘这样评价她的祖辈。
韩其哈日布用玻璃做葡萄也是受了当时料器行业的启发，但常弘认为葡萄常和传统的料器行业还是有区别的，料器用的材料是有色的琉璃，而葡萄常用的则是透明的玻璃，这样更能表现出葡萄果肉的那种质感。葡萄常做出的葡萄确实可以乱真，以至于慈禧太后也曾误把这些玻璃制品当作了真葡萄。由于感于其工艺的精湛神妙，慈禧特赐韩其哈日布之妻“常在”名号，并赐匾“天仪常”。韩其哈日布为感恩改名常在，全家改姓常，葡萄常从此名扬京城。
传女不传男的独特行规
葡萄常家有条与众不同的家规，手艺传女不传男。这似乎和我们所了解的那些家族式的传承大相径庭，常弘解释道，“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旗人家通常对孩子都有些惯，男孩子尤其如是，因此旗人家的男孩子也都大爷习气十足，不是干活的料。相反，由于游猎民族的特点，女性通常是比较顾家的，也能干，学起手艺来也更加踏实。
“我们家更重视女孩子，因为事实上是女性撑起我们这个家，如果没有她们，这个家也就完了。”常弘说。女性对于常家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是“葡萄常五处女”，她们为这个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回想起来，我们葡萄常似乎总是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有关系。”常弘不无自豪地说道，不管是晚清的慈禧太后，新中国的毛主席、李先念、邓拓这些领导人都和常家有些渊源。“葡萄常五处女”这个称号便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的，指的是常在(韩其哈日布)的三个女儿常桂福、常桂禄、常桂寿和孙女常玉清、常玉龄，她们为了不使自家的手艺流失，毅然决定终生不嫁。“常家到了第三代，家里有钱了，儿子们又开始提笼架鸟不干正事了。那么家里的女孩子就必须把这个家撑起来，不然家业就败了。为了不让自家的手艺流失，老姑奶奶她们是含着眼泪决定一生不嫁的，这相当于为了家族的手艺搭上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至今提起这五位长辈，常弘依然会感动，她觉得以五个人终生幸福为代价维护下来的手艺如果在她手中断了，她会觉得愧对良心。
恢复老手艺的难与不难
葡萄常曾一度销声匿迹，淡出了百姓的视野。曾有报纸在报道中表达了对葡萄常等老技艺已经失传的慨叹。常弘看到了这篇报道，她感觉很辛酸。她曾联系到那家报社，告诉他们，葡萄常没有失传，常家的传人还在。“当时他们跟我说，光说没有用，得见到东西才行。于是我们就决定，要把葡萄常的手艺恢复起来。”
常弘、常燕姐妹那时有着体面且相对轻松的工作，原本并不把家族手艺太当回事的她们为了恢复葡萄常这门技艺开始忙碌了，回忆起那段时光，常弘觉得既难，也不难。
说不难，是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葡萄常五处女都是老姑娘，所以由子侄辈们为她们养老送终。其中的常桂福、常玉龄就和常弘一家生活在一起。“我们姐妹俩就是老姑奶奶(常玉龄)一手带大的。从小，我们就坐在老姑奶奶怀里，听她讲祖辈们的那些故事。老姑奶奶干活，我们也就在旁边看着。过去我们家有一间放种配料的屋子，外人不让进，但我们姐妹俩可以进。老姑奶奶在那做活的时候一边做一边说，我们俩就在边上玩，那时小，也不在意，但是天天听，熏也熏会了。我们家对家族手艺就是这么看的，你可以不干，但你不能不懂。”
手艺早已烂熟于心，但在恢复葡萄常的这段时间里姐妹俩也碰到不少难处。“首先这个给葡萄珠染色的颜料就不好找。”常弘回忆道。过去做葡萄的颜料买来直接就能用，可等她们再去找颜料时，那家颜料厂已经倒闭了，她们只能自己一点一点去试。“也多亏这样，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葡萄和现今的葡萄品种更吻合。”常弘把这解释为一种天意。
为了寻求政府支持、寻找关于自家的老资料，常弘在那段日子没少奔波。她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跑遍了有关的政府部门，向他们证明常氏传人还在，葡萄常没有失传。为了搜集关于葡萄常的资料，她跑遍了博物馆、图书馆，在图书馆查资料经常一呆就是一天，“弄得他们都以为我是写书的。”
我可以不干，但干就要干到最好，这是常弘的性格。她们姐妹的辛苦没有白费，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葡萄常在她们手上复活了。
玻璃珠如何变成葡萄
人们看到葡萄常的葡萄，百分之百会问“这是真的吗?”，每个人都会想伸手捏一捏，因为人们都以为那一颗颗的葡萄会是软的。葡萄常是怎么把玻璃变成这样栩栩如生的葡萄呢?常弘向我们介绍了葡萄常的工艺。她不怕这些工艺外传，“我们的手工艺就是这样，它更多地是靠艺人的感觉和对手工的掌握，不是我说出去，别人就能学会的。”
葡萄常的第一步是吹珠，就是将玻璃吹成一颗颗空心的圆珠。常弘介绍说，空心的珠子更能表现出葡萄果实那种质感。过去，葡萄常是收集碎玻璃，先将碎玻璃炼成玻璃管，再用玻璃管吹成玻璃珠。现在可以直接买到玻璃管，让其瞬间成型。吹玻璃珠的时候还要留出蒂部，以便用铁丝和棉织做出梗来。
接下来的步骤是上色。为了让色彩牢固，通常每个珠子要上三遍颜色。这上色工艺离不开火，火候不同，颜料在玻璃珠上呈现的色彩也不同。这些珠子都要自然风干，如果采用烘干方法，温度会改变葡萄珠的颜色。
上色之后，还需要打蜡、用独有的配方上霜，让葡萄珠更接近自然的状态。“去过葡萄园的人就能看出来，我们做出的葡萄珠和葡萄园里的葡萄是一样的。”常弘说。通常，制作一串葡萄需要葡萄珠一百个左右，做出这些珠子，通常要耗费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的工序叫作攒珠，也就是将葡萄珠串成一串葡萄。这完全是用绵纸，靠艺人的手劲将每一个葡萄珠牢固地拴在一起。再附上用布、铁丝制成的叶与藤，一串葡萄就完成了。
常弘不仅做葡萄，也爱葡萄。爱看，也爱吃，她能告诉你怎么挑葡萄，哪的葡萄最好吃。她认为要想做好葡萄，心中得有葡萄，就像要画画心中要有山水花木一样。每到葡萄成熟的季节，常弘都会到葡萄园里去采风。她的心中存着葡萄的各种姿态，因此做起活来也就得心应手。
葡萄常在世博扬名
世博北京周，常弘作为北京绝活葡萄常的代表去了上海。说起葡萄常与世博会，其实还有更早的渊源。
据常弘介绍，在1915年，葡萄常就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那里，外国人都把他们做出的葡萄当作真的，得知真相后又大为震惊。那一届世博会上，葡萄常荣获一等奖。有趣的是，同样的疑问与惊奇在近百年后的上海世博会上重演着，“您这是真的吗?”仍然是人们必问的问题。
“葡萄常是一门地域性的技艺，在北京很有名，但在外埠人们对它还很陌生。这次在上海世博会，很多外埠和外国的朋友认识了葡萄常，我觉得这是葡萄常第二次扬名。”回顾起葡萄常的历史，常弘觉得它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脉相关联的。国家兴盛，葡萄常也会兴盛，国家萧条时葡萄场也会沉寂。“这次葡萄常能够二次扬名，与我们国家的兴旺也是分不开的。”
等待可心的传承人
在常弘看来，现在的葡萄再次走向兴盛了。葡萄常已经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入选了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推荐项目。同时，葡萄常还在潘家园拥有了一家店面，将一些作品作为高档礼品出售，售价达到数千甚至上万元。但常弘似乎并不热衷于她的“买卖”。在出席许多民俗文化活动时，都会有人在葡萄常的展台前向常弘问价，但常弘总是回答他们，“我们这个不卖，它是展品，是孤品。”常弘说，“我现在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吃喝不愁，我不需要用葡萄常的手艺来维持生计。我不希望它仅仅变成一种商品，它的背后其实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而我所要做的只是传和承。”
谈到葡萄常的传承问题，常弘没打算让自己的孩子去继承，也没打算继续遵守传女不穿男的老规矩。她知道做手工艺是项很繁琐很枯燥的工作，“我的孩子整天在我身边，这些东西他都懂，和我当初一样。不过现在的孩子只怕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一坐坐一天，弄得浑身是颜料的工作。”常弘说，“如果有人愿意踏踏实实地学，我愿意把我的手艺都交给他。”可是到现在，这样可心的徒弟还没有出现。常弘表示她愿意等，因为她现在还年轻，不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