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一大批大龄男青年，一大批大龄女青年，都找不到对象，还特别想找对象，最后只好把自己IPO了，上了“非诚勿扰”。所以我们今天要让中国经济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和大量的剩余资金找到彼此，具体来说几个方面：
第一，完善市场体系。我说今天中国经济这么多企业排队上市，很多投资者可能对这件事情很有意见，完全理解。但我们中国的股份制公司，是12万家，浙江省销售过亿的企业，一万家，中关村科技园区，符合IPO条件的,一千家。很多国家都是哭着喊着拉中国企业去上市，因为他们没有增长动力。企业上市大家有意见，殊不知我们中国的钱也需要投资于这些企业，需要投资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所以弄好了对双方都是好事。但因为渠道太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怎么办呢，我说十万红军到了湘江，只有一座独木桥，叫IPO，只好再架三座浮桥，一个叫做债券，一个叫做三板，一个叫做PE。
然后呢，这么一个“非诚勿扰”的平台需要公开公平公正，需要提高监管水平，我们监管机构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也需要方方面面包括媒体的监督。我听说有一个在逃犯，潜伏了13年，本来过得挺好的，去了一趟“非诚勿扰”，被抓走了，有点像绿大地。当然我们要减少和杜绝这些事情的发生，要强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最近强调一个分红机制，强调一个退市机制，最近我们还在研究优先股，中金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
还有一定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去“非诚勿扰”的每一个小姑娘都说，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那就太投机了，那这个“非诚勿扰”的平台很快就会被唾弃，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长期、理性机构投资者，要能够看到基本面，看到长期价值，所以我们在推动所谓的中国版的401K计划等等。
要理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么一个阶段，其实看看历史非常简单。美国历史上，跟现在对应的是两个阶段，一个是重工业化，一个是高科技产业崛起，分别发生在跨度100年的历史中。
这是道琼斯的指数图，150年，美国在这个阶段也有重工业化，1900年前后，我们今天全中国汽车、钢铁、化工轰轰烈烈，跟他相关的一个主题一定是并购，并购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尽管我们有很多行政上的约束和各种制约，但是它一定会发生，而且我们应该去推动，这是利用资本上推动产业并购，而且应该成为投行的最主要业务之一。第二是高科技产业崛起，中国希望能够在未来30年抓住一些高科技产业，美国是因为一套制度安排，最后他抓住了过去的30年四大产业，第一PC、第二电信、第三互联网、第四生物制药。我们希望浓缩在未来30年同时完成美国跨度100年的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中国的重工业化；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以我们要用好资本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以我们刚才讲中国经济能不能再有十年增长，跟惊险一跳、能不能产业升级很有关系。
中国社会也很敏感，最近总是讨论乔布斯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我想首先，乔布斯确实让我们在2011年重新诠释了一下生命的意义，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我想提醒同志们的是，乔布斯的奇迹不是乔布斯个人，苹果全球有46000个员工，他们不可能是天天以创新为使命，人家得过日子，人家得养家糊口，他们都是依靠股权激励，所以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这个一定不要误读，美国有这么一套制度安排，没有乔布斯，也有李布斯，没有李布斯也有比尔盖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故事千差万别，但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况且乔布斯是1976年创立苹果公司，1980年一上市就是亿万富翁了，所以衣食无虞，可以专心创新，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人，也是受益于资本市场的支持。
我去年收到一个段子，短信的很多段子很有智慧，这个段子我觉得就很有智慧，但这个段子稍微有点反动，但我觉得反动得有道理，它说，我们总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中国有四大发明，从来都不告诉他们过去100年中，全世界主要的发明都是美国人发明的。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什么缝纫机、洗衣机、电视机、航天飞机、iPhone、原子弹，当然原子弹不能算是好东西，全是美国人发明的。我们要想想为什么，你们中金公司可能是中国证券公司里海归最多的，可以作证，在美国留过学的都知道中国学生是最优秀的，考试考下来，只要有点什么数理化，最后第一名都是中国人，实在班里没有中国人了，第一名是印度人，中国人考99、98，美国人平均55，基本如此。我们要想，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人家有硅谷，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就没有硅谷。最近，我们一个同事的孩子去美国留学，去读初中。我发现现在这留学有点年轻化的趋势了，从留学研究生到本科、到高中，初中都去了。我们同事的孩子去的学校没什么中国孩子，去了以后参加了一次美国东部中学的数学竞赛，他们得了60多名，一共多少个学校参加呢，70多个，也不怎么样，但他们老师特别高兴，使劲表扬她，孩子说我们才得60多名，有什么好高兴的，老师说，前面50多名的学校全部是中国孩子，而他们学校就她一个中国孩子，所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现在美国人已经把中国孩子算作另类了。
所以我想，我们怎么去产业升级？还是硅谷的经验，科研、人才、专利、资本，再创造一个好的交换平台。
在纪念乔布斯的日子里，我也学习了很多乔布斯的事迹，看到了网上有他最后一个公开露面的视频，是他在硅谷为了扩展公司园区，给他当地的社区委员会做了一个演讲，讲了40分钟，然后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提问题，一共有4个人提了问题，我一看，4个人里有3个中国人，一个大陆来的，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台湾来的，一听口音就知道，很感慨。第一，中国人今天真是了不起，基本上把乔布斯的家乡占领了，硅谷全是中国人。第二为什么这些人不回来，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让他们在中国成为乔布斯的机会大于在美国，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这张图显示了2009年的IPO情况对比，硅谷有一个IPO，中关村科技园区有23个，尽管很多同志们对IPO的意见比较大。最近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两个东西，一是三农，二是中小企业，强调金融为他们服务。金融好像总是眼睛往上看的，跟这些似乎没什么关系。我想提醒同志们，三农和中小企业可能比你想象得重要。我们证券系统有一位同志叫陈树隆，原来是证券公司老总，后来去做了芜湖的书记，现在做了安徽副省长常委，我到芜湖去，陈书记跟我说，他那有一个创业企业，做了一种地模，以前的地模都是塑料做的，这帮年轻人创业搞了个土豆做的、淀粉做的，有什么好处？第一，自然降解无污染；第二，苗长出来以后，自己就可以钻出来，几百亩地都不用人管，这个企业想干什么？想上创业板。还有一帮年轻人跑到甘肃去创业，干什么呢，在沙漠里种蔬菜，种出来没有？他们告诉我种出来了，沙丘还 在移动。我还没看见，眼见为实，还没去过。我们中国这个国家最缺的是什么？耕地，这个发明我想很了不起，有多么大的经济价值，这些年轻人的动力是什么？是为了上创业板，当然，创业板现在是人人皆曰可诛，咱们不提创业板，他们想上资本市场。这说明什么呢，第一，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弄不好就是现代农业。还是要靠市场去发现、去推动，第二，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未来。
资本市场对于养老体系或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我就不展开讲了，即所谓的中国版的401K计划。我们看一看从美国1984年-2008年之间，发现美国老百姓每一个平均个人养老金的账户、资产增值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在30年之内平均是98%，接近100%，美国的资本市场完全是因为长期资金逐步推动和专业机构投资者引入，才走上了健康良好的发展道路，美国养老体系也是因为投资于资本市场才得到了分享的经济成长的机会，这个机制的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机构、部委、公司、个人。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证监会正在努力推动这个机制的建设。
同时，资本市场要加快改革步伐，提高治理水平。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关乎我们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半夜鸡叫》的课文，周扒皮和高玉宝的矛盾是一对典型的劳资矛盾，如果周扒皮给高玉宝做了股权激励，可能高玉宝三点半就自己爬起来了。1930年代，美国通用汽车的第一任总裁威尔逊首次鼓励工人用养老金买股票，此举激怒了当时美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说，这样工人不就也变成资本家了吗？事实是，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因为参与资本市场而成为了美国经济的股东，当然他的这种参与不是自己抱着一捆钱冲到股市去买股票，而是通过养老金体系的建设、国家的税收优惠支持、专业机构的专业投资和股票债券等一系列金融品种的组合，实现了相对稳健的增长，使得美国民众得以分享美国经济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巨大增长。这一套制度建设，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都搞成了，我们社会主义没有理由搞不成。
年终年初，又到了盘点和预测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大部分是悲观的。中国经济究竟会怎么样？
以前大家都说围城现象，里面人看外面好，外面人看里面好。现在是，里面看外面肯定不行了，欧美债务危机，外面看也里面也说不行，卖空中国，挺奇怪的，围城现象消失了，而且现在中国人自己也说自己不行了。我看来看去，现在只有一种人说中国好，我把他称之为穿越。就是老外来了中国，觉得中国挺好的，中国人一出国，说原来还是祖国好。
老外到中国来为什么觉得中国挺好的呢，第一，中国跟他的想象很不一样，中国今天的决策的分散化程度远远穿出了老外的想象，有一些老外总觉得中国会某一天突然就不行了，他们不知道其实中国已经是非常分散化的决策机制了。我现在倒是想不清楚一个问题，民主和官僚主义，究竟是不是一回事，或者他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有点想不清楚，一个部门不同意，别人怎么说都没用，这个确实也是问题。第二，老外到中国来一看，发现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么有活力的，他会非常震撼。
中国人一出国，发现还是祖国好。我认识一些导演，有的导演往往比较容易愤青，批判现实主义，当然我们也应该有自我批判的精神。他们拍摄一个专题片叫货币，去了一个什么国家呢，去了意大利，运气有点背，因为威尼斯以前是欧洲货币的起源地，所以非去意大利不可。去了以后给我写Email，说到了意大利，发现还是祖国好。我想很多东西的好坏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就因此固步自封或做井底之蛙。
2000年的时候，世界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2050年之后的事情，IMF最近说是2016年。具体什么时候超过并不重要，即使超过了我们人均还是比他差很远，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加速，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复杂，也许没有那么复杂。我想我们用亚当斯密最简单的理论就能够解释，自由经济的本质叫做free trade，叫自由贸易或交易，做生意，而做生意是排列组合。两个人做一个交易，三个人做三个交易，四个人做六个交易，五个人做十个交易，六个人是十五个，七个人是二十一个……，这样排列组合，越来越快，所以当13亿人在一起搞自由经济的时候，结果是非常可怕的，英文叫exponential（指数增长），是爆炸式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的总量会增长很快，会有加速效应。况且一个中国人一天做10个交易，一个德国人10天做一个交易，一个人希腊人10天一个交易也不做。
所以，怎样更加深入地推动市场化改革，怎样更好地释放这十三亿人的活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前景的最大因素，其他的因素相对而言可能都是较小的因素。
例如，讨论宏观经济的时候，很多人往往会提到民工荒的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很多民工开始做生意了，去创业了，可能还有的去读了EMBA，他们到了一个更高层次；很多人讲拉动内需很困难，但是我们到了海南发现旅馆都爆满，到处都是买房子的东北人，过年过节到哪个餐馆都订不到座位，我想别的不说，就消费而言，让中国人从不消费到消费，大概会比让欧洲人从高消费到低消费容易一些，况且我们的下一代在这方面是绝不会含糊的。考虑问题可能还是应该要从多方面看。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和很多国家不同？2006年我带研究中心全体同志搞党建活动，去了北京郊区的地道战遗址，迎头看到了这张广告牌，农家菜的广告，同志们数一数上面有多少广告，不多不少27个，这一定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广告牌，真是没地方找去。我后来去国际论坛带了这张照片，老外全震撼了，我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这么一群人，他们丝毫不畏惧竞争，全心全意地拥抱市场经济，包括我们的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每个都是CEO，这种竞争是不可思议的。
岁末岁初，回顾一年，总有一些小事让你难以忘记。去年一次我去一个中等城市，参加当地政府搞的一个金融节的活动。来机场接我的，一位司机，一位秘书长。活动结束，我看到同时当地还在办动漫节等等，就和秘书长说不用送了，司机送我就行了。一出门，国航短信通知，飞机晚点一小时，这个城市来过好几次，从来没看过风景，司机说可以带我去转一转，开始聊起来，我说您怎么这么大年纪还开车，50多岁了，他说其实这个旅游公司是他的，因为这两天活动太多了，司机不够用了，只好亲自开车，所以人家是个老板。他看见我用iPhone，和我聊iPhone，我说您也了解iPhone？他说我是这个城市的iPhone总代理。走着走着他又问，现在IPO好不好上？我说你这个旅游公司难道想上市不成，他说不是，我投了个PE，投的一个公司差不多可以上市了。我后来想，中国13亿人究竟有多少老板？说不清楚。
所以，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真正动力所在。年终年初，如果我们要对自己给力一点，我们稍微阿Q一点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八个字：问题很多，劲头很大。反之，今天的欧洲也是八个字，问题很多，劲头没有。
中国经济现在人均GDP4000美元，阿根廷100年前就是我们这个水平，美国100年以前也是这个水平，当时阿根廷跟美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今天美国人均4万8，阿根廷6000。世界无独有偶，今天世界在猜是中国崛起还是印度崛起。所以4000美元之后的长期竞争力靠什么？历史证明，不靠资源，也不靠大跃进，靠什么？靠体制机制，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快体制的建设，不断改革。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经济要有两个三十年，第一个30年到世纪末，人均达到800美元，2000年中国超过了1000，还要有一个30年。去年10月29号我有幸给人大常委会做了一次讲座，我讲到，中国经济有两个30年，我们今天正好是前后两个30年的交界点，是后面30年的起点。而这个后面的30年，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去发展。狄更斯有句非常著名的话，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被用得太多了。我们换一个说法，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挑战的时代。小平同志说，如果我们再发展30年、50年，我们可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做出了贡献。我想，我们这代人非常幸运，在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今天可以非常理性、非常清晰、非常冷静地看到这个目标就在我们前面，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很有机会实现，我们不应该辜负时代赋予我们这样的机遇。
有一首儿歌，名叫《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我把今天的中国比喻成为两个老虎的的故事，一个老虎叫改革，还有一个老虎叫社会问题，这两个老虎什么都有，就是看不见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哪里，两只老虎都在跑，我们希望改革这只老虎跑得比另外一只老虎快一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祁斌主任以非常幽默、风趣、独特的风格跟大家点评了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重大格局的变化，一些问题和难点，机会难得，虽然我们超时了，我们看一看给大家几分钟提几个问题。
提问：这个问题是问给祁斌主任的，是这样，祁斌主任刚才也说了，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重要性，就在昨天前天，微博上炒得最热的跟资本市场的相关的话题，就是关于人民网上市IPO这个问题，我想就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对这样一个热点话题，包括这样一种行为、一种趋势，祁斌主任怎样认为的？
祁斌：人民网上市过程中有什么具体问题，我还真没关注到，不太了解，我们创业板部的副主任来了，比我了解情况，你们等一下可以问他一下。但是我想，文化创意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对接，不是说具体人民网或哪个网站，我认为是一个大方向。以前包括我自己老讲科技和资本市场的对接，其实文化非常重要，为什么？第一，它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你说你现在明天回家干什么？吃一顿饭有多少GDP？没多少，然后你就看电视，你的孩子玩游戏，全是文化创意，中国到这个阶段以后，第三产业越来越重要。所以，一方面，文化产业本身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包括缓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都非常重要。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也呈现出科技和文化的结合这么一个明显的态势。你说iPhone只是科技吗？还有文化，结合了音乐、摄影、视频，乔布斯以前喜欢英文书法，最后美术字也上去了。所以推动文化产业和资本市场的结合，这个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刚才我们讲到，如果要十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些产业应该是大家去关注和推动的，尤其是投资者，尤其是投行。谢谢。
提问：祁主任，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无疑大家都是看好的，但对于近期和中期的发展，我周边有很多朋友都非常担心，您提到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的问题，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未能跨越，想请教一下，您觉得，中国能不能突破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祁斌：您的担心很有道理，任何国家都很难轻松越过历史上很多国家未能越过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一定还需要有很多层面的努力和改革才能成功。我想，这些改革，简单地说，最主要的还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措施。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我小时候生活在中国的鱼米之乡江苏，对那一段生活最深刻的两个记忆来自文革时期，一是，勉强能吃饱饭，二是，一年只能吃到一条鱼。每年年底生产队把河里的鱼全部捞上来，村里每个人去抓阄，抓到的就分到一条鱼，一年就这一条，想要再吃，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抓阄。2000年的时候，我从美国回国工作，偶尔到清华去查资料，进了学生食堂，发现每个学生的碗里都可以有一条鱼。我就想，这二十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一下出现这么多的鱼了？河没有增加，很多甚至填了盖了房子，水没有增加，有些地方还被污染了。什么变了？只变了一样，从计划体制走向了市场体制。河少了，水少了，但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挖一个池塘，挑灯夜战，于是吃鱼不再是个问题。
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谁来养活八亿中国人”。今天中国已经十四亿人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减肥，吃饭不再是问题。我想，中国经济的改革历程始于一个产业的市场化，这个产业叫农业，包产到户，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市场化的改革随后扩展到了其他的各个领域，遂有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巨大增长。我想，中国经济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在各个领域中如何去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释放新的活力。
当然，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的中国，较改革初期有巨大的进步，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未来若干年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这方面，我个人有一些体会。在刚回国前几年，我在基金部工作，有幸全程参与了基金业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也见证了行业活力得以释放，行业规模从几百亿增长到两三万亿的改革效果。
我想，未来若干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究竟是百分之几，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即使某一天我们的经济总量赶上美国，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时我们人均GDP大致仍然只是美国的1/4，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很多制度建设上的差距也可能还是很大的。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是，继续推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同时兼顾稳定和协调等其他因素，结合上中国人民对于市场经济的热爱和创业的活力，去创造更高的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
我记得一个寓言 ，大意是，一位行者问路边的老人，到达目的地还要多长时间，老人说，你往前走，行者不解，往前走了几步，老人告诉他，还要一个小时，行者问，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老人说，我不知道你走得多快。所以我想，中国经济会怎样，乐观还是悲观，并不是上天已经注定，我们更不应该去占卜，未来其实是在我们大家每个人的手中，看我们怎样去推动改革。
提问：祁主任，最近社会上对发行体制改革和养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有很多的讨论，希望听一听您的想法。
祁斌：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简单地说两句。
首先，发行体制改革，我没有在发行部工作过，可能理解得不太深刻，只能凭我的理解谈一点看法。发行体制在我们国家经历了早期的额度分配制，逐步走到后来的发审委制和询价制等，总的取向是逐步市场化的。就像我们国家的很多制度，都是从计划一步一步过渡到市场的，也像我们国家的很多改革，必须要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这样一个改革，与数千万股民的利益相关，与成百上千的企业的发展及中国经济的未来成长有关，有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也有公平和平衡的考量。市场每日涨跌和牛熊循环影响到全社会的喜怒哀乐。
举一个例子说明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了对公众投资者负责，美国证监会的发行注册过程事实上也是非常严格的，但同时也是非常标准化和程序化的。SEC负责发行的专业人员有220多人，分成十一个子行业，分别审理公司上市的注册申请，而中国证监会的发行部只有四十多个编制。美国市场的IPO近年来已经非常稀少，而中国市场有几百个企业在排队。
可以说，事实上，近年来发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也遇到很多新问题，例如社会广泛关注的“三高”等现象，还需要在更深层面推动改革。但发行体制的改革，也与市场投机性、机构投资者的成熟度、法律法规环境的完善等等都有关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第二，说几句养老体系的建设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
我们做过一些系统性的研究，正在陆续对外发表。简单地说，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互为因果的。1980年代美国401K养老金计划推出后的30年中，每个普通美国人养老金账户的年终余额和当年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98%。这个事实对我们是应该有所启发的。
在某种意义上，长期机构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二者之间，有一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不能互相等，要共同推动。如果市场不规范发展和健康成长，那么对养老体系就很难起到支持作用。但如果市场缺乏长期资金的支持，缺乏专业投资者，缺乏大型和长期机构投资者，那么资本市场也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
这里，决并不是简单地鼓励老百姓或养老金冲到股市里去买股票，而是强调国家层面的一整套的机制建设。美国过去三、四十年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首先，涉及到养老金体系的自身建设，国家给予的延迟纳税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个人投资者的委托机制和自主选择机制，等等，这是一大部分；另外一大部分是与养老金投资相关的制度建设，需要通过资产配置、管理人选择、风险管理、绩效评估等一整套方法，必须要通过专业投资者来进行专业投资，才有可能实现较为稳定和相对可靠的汇报，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借鉴。
事实上，即便是在非常波动的市场环境里，全国社保基金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通过股票和债券等各类资产组合投资，大致实现了年均9%的收益，与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当，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保基金的投资方法，并没有太多神秘之处，更不是巫术，而是国际上通行的一套大型养老金的投资方法，无非就是刚才说到的资产配置、管理人选择、风险管理、绩效评估等一整套方法，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调整。实践证明这一套方法是基本可行的。
我们要知道这个体系的建设，涉及到各个方面，也是个系统性工程。其中，资本市场本身，更是必须要加快改革的步伐。
我记得上大学时学习物理和化学的时候，结晶过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结晶时，处在液态的分子首先会形成一个簇或者叫晶核，这时结晶是一个可逆的过程，有很多分子向一起聚集，同时也有很多分子在散开。但是，一旦这个晶核达到一定的临界体积后，这个过程就会成为不可逆的了，越来越多的分子会簇拥而来，并最终形成一个晶体。我有时想，资本市场的改革也是如此，尤其是系统性改革，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必须从多个方面去加以推动。也只有我们大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一点一滴地去积极推动，在某一个时刻，它就会达到临界体积，突破临界点，成为不可逆。
主持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想问一下祁斌主任，刚才您讲到中国未来30年的长期竞争力其实要看机制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觉得对机制能够形成这样一种信心，应该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还是更多的来自于自下而上的这种市场的力量或者民众的力量，其实我们现在对中国最没有信心的也就是因为过去的30年的成长可以靠这个简单的成本的优势等等这一类，但是未来需要靠机制、靠软实力。
祁斌：我想是这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也不矛盾，可以结合。美国一直是自下而上，中国一直是自上而下，自上而下现在走得还可以，大家说走着走着，可能有问题，但自下而上走着走着也有它的问题。美国走了两百年自下而上崩溃了，1929年，然后罗斯福出来干预了，找了一个平衡点，美国人太喜欢自下而上了，又搞了一个2008，现在又在找平衡点。我们也需要找一个平衡，既要自上而下推动，也需要充分倾听市场的声音，两者的结合非常重要，不能有所偏废。
对于改革的动力，大家都有很多的担心，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中国改革的动力可能还是来自于过去200年中国的屈辱。有一次我做了一个讲座，有一位年轻人，80后，我们单位的一位小同事，她说主任您讲的挺好的，但我就是老想不明白，你们这帮人怎么老想要中国崛起，怎么老想要发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阿根廷人那样生活，他们那么生活不是挺好的吗？当时这话问得我一时也有点回答不上来了，我说我们是没见过日本鬼子打进来，但是我们听说过，你们可能没怎么听说过。
最近有一天，我开车上班路上，听到电台播了这么一条消息，我觉得挺感慨的。最近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30周年，阿根廷人举国上下在讨论，说想把它收回去，马尔维纳斯群岛对于阿根廷有一点像我们的台湾。英国人听说了，英国议会开了个会，说要再派一艘航空母舰去，把阿根廷再教训一顿。阿根廷这个国家一共只有数万军队，在英国皇家海军面前基本上不堪一击，经济水平位列南美最贫穷国家之一，于是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我想，阿根廷人虽然生活很悠闲，但是有时也很屈辱。所以我相信中国还是有改革的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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