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当代——凤凰国际艺术论坛”现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者孙津针对此次展览中策展人张晓凌提出的“超当代”的范畴进行了质疑。孙津将艺术的空间分为 “帝国主义阶段”、“虚拟空间阶段”等不同阶段。
孙津指出,就某种艺术门类来说、活动或现象的性质来说,“当代艺术”的真实含义是不能以时间意义上的“当代”来定义或者理解的。然而正因为如此,“超当代”一说就有了可以讨论的空间;而就其现实性来讲,最主要的针对就是“空间”的减损趋势,也就是说,空间已经成为即为稀缺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一切图像,尤其是艺术形象都面临着自身意义被消逝的危机,所以艺术不得不设法重塑形象,以争得空间。作为一个典型的、富有特征的实力,带着本土或本民族记忆去做各种“游牧”式的跨文化创作,其意义恰恰就是把记忆作为各种空间资源,从而通过不同文化汇入的运作,形成具体的形象意义,或者说塑造出有意义的形象。
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国际策展人安特·格里博达亦提到了艺术中的“游牧”一次,并以“游牧”为关键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格里博达用“游牧”来形容当下的艺术家在展览之间、研讨会之间游走的状态,甚至用来形容社会学、哲学、民族学、道德、民族观念以及社会意义上的精神游离。
在格里博达看来,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游牧主义”,有着几乎不怎么和谐的含义,在过去的十年时间,由于战争和各种宗教冲突带来的问题,我们对游牧一词总是充满了谨慎的思考。当然,同样的主题可以产生争议很大的思考。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参展艺术家和研讨会的参与者,正可以称作是艺术的“游牧民族”。艺术的游牧过程中传达出的精神,与科学家们的工作一样让我们投入到对未知空间的探索中,让我们关注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宁也围绕“文化游牧”进行了讨论。在古代,文化的游牧就已经司空见惯,中国的长安尤其是唐代的长安就已经是一个游牧的盛景。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人的跨文化穿行就越来越频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马、巴黎、纽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都市,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更多的文化穿行契机。
丁宁提出,艺术家有多种类型,既有从不旅行也不涉足其他文化情境的,也有身体力行或精神漫游于各种不同文化体验获取创造灵感的。后一种类型古典时期不乏其人,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里更是有增无减。文化的游牧难以界定,但是,它一定会或多或少地涉及视知觉的崭新领域、体验的新异程度、想象的奇崛面貌以及相伴随的新的认同过程。
不过,在丁宁看来,文化游牧并非天然的优势,其能动的方面取决于艺术家的吸纳与开掘的能力。德沃夏克、马勒等都是音乐领域里文化游牧的佼佼者,而德拉克洛瓦、透纳、奥斐利则是美术领域中的翘楚,后者的作品给人以丰富的启示,丁宁认为,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当代艺术在文化游牧方面将有更迷人的开拓。
美籍华裔艺术史学者、国际策展人高千惠则从当代展览的角度出发,对当代艺术跨文化游牧的时间与立场的讨论。高千惠认为,从多元主义、后殖民主义到全球化,当代视觉艺术在国际性与地域纠葛下,已经出现不同选择与被选择的文化取向。其间,有关历史意识与地域记忆的视觉表现,在当代大展中可以分为四个发展向度:文化符码作为身份认同、地域记忆作为历史意识、游牧身份作为携行领土、日常作为跨文化的串联。
高千惠透过近20年以来的艺术现象来看,当代艺术大展中的游牧文化现象与废黜景观之再现,可以看到当代地域艺术家在跨文化游牧中的历史元素,被使用与记忆的态度。这些视觉文化中的地域记忆与当代诠释,已经成为国际主义与国家美学的共同议题。
“西方艺术提供了当代艺术发展的一种方向,并不是唯一的方向。”《美术》杂志社社长、主编尚辉从“凤凰艺术年展”现象出发,指出这个小镇所产生的当代艺术现象是与当下西方艺术中的并不完全一致的“当代”观念。尚辉肯定了西方艺术在造型艺术中所做出的贡献,“西方艺术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当代艺术的发展是与图像紧密相连的,那么我今天想提出的是艺术有没有逆科学发展的可能,我们如何审美地解决人与社会的纠葛、审美地解放人在生存中遭遇的种种束缚”。
显然,在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之中,文化的交互作用必然是存在的,艺术从来就有一种跨文化、超当代的恒久的东西,这就是审美地解放人性与人性的审美解放的统一,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只是使这种艺术的“超当代”富有了人类家园的家族身份。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另一方面,在谈到中国绘画时,“意象”是中国绘画中重要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之下,中国绘画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并不大,这种现象在人类艺术史上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尽管艺术在不断发展,这种艺术规律是不变的。
尚辉总结表示,艺术有不断变革的一面;但同时,造型艺术的原理、造型艺术的规律又是恒定的。“当代”是随时间而改变的,但是“超当代”又强调了艺术原理、艺术规律的恒定。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指出在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与反思的现象,其中不仅包括文化身份的缺失,另一方面,二元结构的分离、“先锋”与“娱乐景观”的合谋亦是其中重要的问题。
黄宗贤认为,感性欲望肆意彰显、社会本真存在被遮蔽等现象成为当代艺术的普遍现象。艺术存在的价值在于超越与介入,对娱乐景观的警觉、抵御、反思与批判。而“凤凰艺术年展”针对中国当代艺术所存在的问题,跨越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搭建东方与西方、都市与乡镇对话交流的平台;文化古镇的当代艺术实构建了一座勾连过去与当下、文化记忆与当下生活、传统与创新的桥梁;此次展览的作品以超越娱乐景观、超越感性欲望、超越格式化语汇,通过空间与现实的介入,构建了一个新的价值尺度。
意大利达芬奇理想博物馆馆长、艺术批评家亚历山德罗·维佐斯从自己所关注的展览和艺术话题出发,讨论了“传统的未来”。在维佐斯看来,当代艺术是历史记忆动态的、概念性的蜕变,而并非是艺术在当今的独创。“它可能是反古典或新古典的现代表达、抒情的或政治性的、反图像式的或美学意义上崇高的。它能够唤起原教旨主义,也可以唤起民主的力量改变世界,或是制造理想化的碎片。它往往是多变的、不可预测的,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对话,富于哲学和人文学科的意义——多面性的或虚拟的、多媒体和多维度。在西方文化之中,,当代艺术的目标是预测社会的转型。而从古至今,中国文化艺术的连续性和变异性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天民就“全球化、地域性与普世价值”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高天民指出,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时代,但是前提是世界各种文化的显现而非遮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全球化的历史发展不可逆的趋势,它在创造普世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地域文化的释放和解放,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普世性和地域性之间的矛盾,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矛盾在“全球化”趋势中得到了统一。
“这种现象表明,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一方面是反传统的,即对以往世界秩序和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另一方面它是启蒙的,即对以往被遮蔽和否定价值的再发现和肯定;此外,它还是平面的,各种文化和价值都被置于一个平面之上,形成平等互动和交流;最后,它是融合的,各种资源在新的融合与整合中创造世界的未来”。
德国KUNSTFORUM杂志高级编辑、评论家、策展人海因茨·诺波特·约克斯则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家团体“零派”谈到了德国艺术的欧洲化。约克斯介绍,让·胡贝尔特·马丁和马提尔斯·维西尔于2006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宫策划的大型回顾展使得德国的艺术家团体获得了国际范围内的关注与认可,紧接着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柏林马丁·格罗乌皮斯博物馆等很多国际上重要的美术馆也举办了“零派”的展览。
在“零派”进入艺术领域的火热之后,约克斯围绕着“‘零派’是谁?哪些艺术家曾经属于这个派别?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杜塞尔多夫的展览中,他们都被遗忘?这个派别的成员有哪些主张、创作意图又是什么?”等话题,探讨了德国艺术的欧洲化进程。
张惠明以古代艺术的案例谈到了跨文化交流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为当下的艺术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张惠明谈到历史上的中国艺术曾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跨文化洗礼,从战国秦汉至宋元各个历史时期中的兼收并蓄让中国古代艺术以自己独特的身份代码出现在世界跨文化交往中。
而在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置身于跨文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艺术作为跨文化交往中的参与者,不仅要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界限,寻求被接纳以及文化归属性与人类文化认同,更需要在充分汲取维系自己生长发展的社会环境空间、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土壤养分的基础上,在承认与包容文化差异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与审美个性,寻找与建构自己的代码。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批评家朱其则认为本次展览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超当代”的概念,“最近几年,学院派、馆方、地下都在不断地对当代艺术的讨论,自此展览之后,中国对当代艺术应该终结了”。但是,如何从展览、作品进入“超当代”,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朱其首先谈到了“东西方”的概念,“人类艺术的演变是呈环状流动的,一些模式进入另一个地区,在另一个系统中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东西方两大无互渗的艺术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吸收,但吸收拥有只是局部的或某一因素的”。
再谈到“现代性”的概念,朱其认为“西方的现代主义产生的诸多艺术的形式特征,被视作艺术现代性的标志,但有些现代主义的形式特征实际上在古代亚洲的文学和艺术中已经存在了,因此对于‘现代性’的形式认识,亚洲可以说是在20世纪走过了一段认识和实践误区”。
“‘超当代’实际上是对当下当代艺术认知的纠正”,《中国美术报》副总编陈明在发言的开始就回应了对此次论坛主题的理解。随后,陈明从本次展览的作品入手,阐述了“文化全球化与本土资源的当代性转换”。
陈明表示,全球化是一个进程,也是一种趋势,文化全球化是一种从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的转化。当然,在转换的过程中,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必然形成冲突与融合,这其中不仅有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消费主义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亦包括了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文化全球化与在地性形成相互融合;同时,它也意味着全球化时代世界的文化也同时具有本土的含义,本土的也具有了世界的意义。
在演讲结尾,陈明提出了本土资源的当代性转换方式:一方面是以当代艺术形式进行转换;另一方面是以传统艺术形式、表现当代的绘画;此外还包括以本土传统来改造外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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