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国经济短期企稳回升,但为了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效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模式转变,我们需要对经济的短期走势和长期发展、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以及政策效应协调等“难题”进行有效统筹,实施稳健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短期与长期
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运行总体平稳,四季度GDP增速小幅回升至6.8%,整体呈现企稳并小幅改善的态势。2017年一季度,我国经济保持企稳态势并实现了6.9%的增速。从市场景气以及领先指标看,微观主体确实已经度过了最悲观的时刻并且在稳步回升,截至2017年3月份,PMI连续6个月超过51。
经济的短期企稳回升得益于政府稳增长政策的支撑,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较明显,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边际改善,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较显著。从决定经济波动短期运行的库存周期趋势来看,2016年初是周期低点,2016年二季度开始的补库存进程在持续,经济运行在短周期的回升阶段。
虽然短期内经济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没有寻找到实质性的周期力量支撑。从周期运行和周期“嵌套”的逻辑,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短期波动受制于库存周期(3-4年),中期增长速度主要受制于资本投资周期(一个长达8-10年的周期),在这个中周期中一般会形成新的主导产业。但目前,我们很难寻找到新的资本投资周期启动的迹象,更多是基础设施等投资的短期强化。
对于短期和中长期的增速讨论,更本质的是,短期的经济走稳和长期的下滑压力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紧密相关。尽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难以准确判明,但是,当我国各种资源要素被充分利用所能实现的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如果出现一个趋势性的变化,将名义增长速度刻意维持保持在一个较明确的目标之上,那么就可能会使得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这种维系时间越长,带来的风险可能越大。
市场与政府
在我国经济向好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政府主导投资对冲了私人投资的相对不足;二是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提高;三是消费部门整体呈现稳定态势,特别是住房和汽车需求增长使得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显著上升,但是,住房和汽车的消费需求扩张与政府部门的政策紧密相关。这种动力结构的变化在2017年一季度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回顾2016年和2017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可看到政府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是基础设施、房地产还是汽车消费都没有离开政府“有形之手”。再向前追溯,政府政策调控使得我国经济出现3-4年的短周期波动态势。一定意义上,我国短周期运行,即所谓的“库存周期”或“基钦周期”,呈现了政府周期性干预的特征。
政府政策在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亦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一是政府性或政策性资产的大规模膨胀。在过去3-4年中,国有部门整体呈现出扩张状态,这使得政府性资产规模不断攀升。典型的是金融部门快速膨胀。2016年,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增长至232万亿元。二是政府性资产扩张中对于私人部门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整体较慢,甚至部分领域呈现缩表的状态。现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和产业投资基金中,私人部门参与的比重仍较低,很多具有国资背景的金融机构作为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其中。三是收益与风险可能出现日益失衡的状况。政府或国有部门参与资源配置,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保障经济增长,但如果过度参与,边际效应递减会十分明显,最后甚至可能出现风险大于收益的状况。
从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非常根本的。比如,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中,新的资本投资周期应该主要由私人部门主导,而非政府部门主导。目前,我国私人部门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处于较低水平,私人部门对于未来新的主导产业并未有明确的预期,未来新资本形成周期的微观基础有待夯实。
经济运行中核心的变量是产出和价格,而其变化的潜在影响是两个机制:一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相对变化,二是政府政策的相对变化。这两个机制的本质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的平衡。过去三个短周期的经济运行中,政府政策的作用似乎是在强化,这不仅使得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发生了移动且斜率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这反而会制约未来政策的空间。经济稳中求进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依靠政府的引导或干预,更需要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功能,二者实现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