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大势之海不定,民营经济之波难宁。当宏观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在一轮经济刺激衔接一轮货币紧缩之后,民营企业高度发达的“浙江商城”最先暴露出实体经济风险向银行业传导之势。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当地银行监管部门了解到,浙江银行业今年前5个月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181.4亿元,全省不良贷款余额接近680亿元高点;截至6月末,浙江省银行业不良率达1.34%,其中杭州地区银行不良率为1.29%,不良最显著的温州地区为2.69%,创十年来新高。
拥有百万贸易大军的宁波也不例外。该地银行不良贷款自去年四季度一改多年“双降”势头,今年6月末不良率为1.18%,比上年末突增0.29个百分点。宁波市金融办副主任王勉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称,已对银行业情况“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人民银行对浙江不良贷款反弹的原因分析是“受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和破产倒闭的影响,局部信用环境仍未恢复”,反应敏锐的宁波市政府在7月对症下药出台扶助中小企业的“26条”,被市场称为经济“强心针”和“经济刺激第一枪”。
两个月过去了,在甬企业的情况如何?已经做好长期准备的金融监管部门,正在担忧、调整和为未来发展谋划着什么?本报记者就此走进宁波的政府机构、银行和企业,了解其面临的挑战和突围之策,以及这座城里历经经济起伏而始终生生不息的民间韧性之源。
中型企业困境
面对经济下行,外界观点往往认为,小微企业易在风浪中翻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报记者在走访宁波多家不同规模的企业后发现,虽然贸易型小企业受出口乏力影响最大,但因其融资较少,财务成本低廉,因此经营情况可控。“现实情况是,谁的财务在货币宽松时把杠杆养得越高,谁现在的日子就越难过。”一家从事纺织品批发的中型企业董秘直言不讳。
“那种作坊式的小微企业本就融资难,所以都没多少银行贷款,财务成本很低,反而容易以半停产的方式熬过下行周期;大公司虽然财务杠杆高,但它们‘大到不能倒’,一旦出现问题,政府会出手救局,因此也过得去。”上述董秘补充道。本报记者亦从数位当地银行人士处了解到,从企业数量上来算,今年以来在宁波因财务问题真正倒闭引起银行坏账的,较多是财务杠杆过高且‘不务正业’的中型企业。
所谓“大到不能倒”,从政府施救奉化唐鹰服饰、象山中达建设等案例中可见一斑。以奉化唐鹰为例,唐鹰是国内最大的裤装生产基地之一,有上下游企业的近百户,关联企业4家,总资产9800万,负债总额2个亿。在公司董事长胡绪尔因负债逃逸而致企业于生死存亡关口,奉化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危机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并引入宁波罗蒙集团接盘,从而保住唐鹰不倒。
来自当地城商行的一位客户经理也有着类似的放贷逻辑:大企业中只有深度染指房地产、投矿或有着不良企业联互保的不能碰,而作坊企业里染指“日日会”(民间集资)或高利贷的最易出风险。
他告诉本报,宁波相比其他大城市的信贷结构特点在于国有企业少,因此在本轮不良反弹中,惧风险的银行更是争相为几家大鳄级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供贷。
据他透露,大企业利用低成本的银行融资向下游企业“倒手”资金以赚取差价的现象已不在个别。他举例称,有一家大型家电企业,给下游中小企业开具商票,这些商票可直接在该企业下属的财务公司贴现。这样的左手出、右手进,“一般能赚2~3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