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自己付不起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10年，北京市职工(多为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65元，城乡居民(多为农民)养老金每月人均400元。
今年，北京市人社局发布消息称，自1月1日起，全市198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水平提高到2510元。
虽然部分老人的养老金在涨，但养老院的收费也在涨，老人不见得能找到适合的养老院，找到了也不见得付得起。调查采访过程中，很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以前办养老院的困难是老人不愿住养老院；现在的困难是老人想住养老院，但又住不起。
年过八旬的张奶奶是某报社的一位退休老员工，这些日子，她跟老伴儿一连看了几家养老院，都不太满意。最近，她在北京市和平西桥附近找到了一家带套间的养老院，环境挺好，不过收费是“一人5000元/月”。
北京红十字会颐年护老院院长王国臣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加上医疗等常规花费，以目前北京市老人的养老金，用来支付机构养老费用，还是比较难的。
公办养老院两极分化
同为公办养老院，一边床位过千，一边却仅有几十张甚至不足十张床位；一边场地开阔、风景优美、服务周到，一边却空间狭小，缺乏基本护理人员；一边排队人数近万，一边却床位闲置鲜有问津……这就是公办养老院的“双重面孔”。
“招牌”养老院：投入大、床位少
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福利院，这三家市属养老院地理位置优越，共有床位2500张左右，占北京市公办养老院床位数的1/10。有一位老人的家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三家养老院是北京市养老院的“招牌”，很难住进去。日前，记者前往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采访，保安说，采访要有国家民政部和北京民政局的批准才能进去。
北京市民政局民宣教育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行政级别比较高，里边住着很多领导。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市政府投资兴建，在行政级别上与北京市民政局的处室同级。
7月5日，记者电话询问该院排队情况时，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队。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信息显示，2005年，由于该院原有设施已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北京市当年正式启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扩建工程。该工程总用地面积23500平方米，新增床位500床，总投资1.47亿元。
算起来，这笔资金摊在每张床位上是29.4万元。按这个标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想要安置正在排队的9000多名老人，政府至少还需要投入26.46亿元。
朝阳区寸草春晖养老院(民办)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民办来说，1000万元能建设100张养老床位。也就是说，如果1.47亿元投给民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能够增加1470张床位。
王小龙认为，“过去，政府把很多钱，甚至90%的钱都投到了公办的养老院。但是这些养老院的服务能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未来，随着北京老龄化的加剧，我们需要更多的民办养老院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希望政府能把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过来，让养老院更加市场化。”
街道养老院：规模小、条件差
跟“招牌”养老院相比，街道办的养老院却是另一番景象。
5月初，记者以家属身份走访了月坛街道办主办的一家养老机构。进入老人的房间，一股淡淡的消毒液气味夹杂着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三张床紧紧地放在一起，一位老人躺在床上，脸上扣着氧气罩，边上没有护理人员，也没有家属。另一张床上睡着一位老人，一动不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人来了就住这儿。”看着记者有些犹豫，该人员补充说，“老人身体好的话，可以跟其他老人换一下，和会说话的住在一起。”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潘家园街道办主办的一家敬老院拥有100张床位。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这家养老院位于该街道的一栋小楼上，顺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三楼才是老人住的地方，床位数也仅有70张。
缩水的还不仅仅是床位。记者在这家敬老院发现，这里住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还有一位96岁的老人住在三楼，而在这家敬老院，上下没有电梯，更不用说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和四季青敬老院所拥有的宽敞的活动室、绿化场地和医务室了。
床位少、空间小、位置偏、护理缺，几乎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因为入住老人少，所以收入少，资金不充裕。因为资金不充裕，所以很难改善环境，老人不愿意来。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街道养老院陷入了恶性循环。
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些街道养老院没有能力做宣传，也没有必要做宣传。”
有专家指出，不论是出手大方的“招牌”养老院，还是门可罗雀的街道、乡镇养老院，公办养老院现行的这种模式都不值得推崇。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处长李绍纯、副处长余翰林在2011年发表的《大民政 小政府 大社会——论适度普惠制度下政府与民办养老机构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政府在提供养老福利服务的同时确实存在许多弊端，比如：管理体制僵化、缺乏竞争、高成本低效率、资源浪费严重等。对于这些问题，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弥补。“现代养老福利事业供给主体的角色结构应该是‘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养老福利服务的供给中民间力量应占主体地位，政府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
民办养老院：求生与乱象
和公办养老院不同，打开搜索引擎，民办养老院的广告算得上“铺天盖地”。为什么老人们想方设法、排队也要进公立养老院，也不愿进“笑脸相迎”、有更多空位的民办养老院？
整体而言，收费更贵、监管不力、扶持不够是主要原因。
广告突围
记者实地走访四季青镇敬老院(公办)时，恰好碰上一位114大黄页的工作人员极力劝说该院办公室主任为敬老院登记电话。
“我要你们这个干吗使啊。”该办公室主任拒绝的理由是四季青镇敬老院的床位都住满了，还有几千人在排队，没必要做这样的推广。因此对于公办养老院而言，无所谓宣传推广的问题。
而对于“年轻”、知名度小的民办养老院来说，它们不得不从广告推广上寻求突围。
寸草春晖养老院去年10月18日开始营业，推广广告已经做了半年多。“广告一个月一万多块钱。”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寸草春晖养老院在谷歌、百度上都做了推广。在谷歌上搜索“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词，排在搜索结果第一位的就是寸草春晖养老院。
如果在百度上检索“养老院”、“敬老院”这些词，第一页27条链接中就有近20条链接是养老院的推广广告。
记者以养老院管理者的身份致电百度，百度推广咨询顾问王佳介绍说，养老院在百度上做推广需要开通一个百度推广的账户，开通账户要花5600元钱。其中，5000元是预付款，600元为专业服务费。最低预付金用完后，要想继续推广，还得续费，最低续费1000元。
租房费用是主要成本
对民办养老院来说，宣传推广还不是主要成本。在养老院运营过程中，主要成本是租房费和员工成本费。王小龙查阅了电脑上的数据之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部分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70%~80%。
目前，寸草春晖养老院有100个床位，收费一般在2000~2500元/月。该院每年花在租房方面的钱就有100万。这100万摊在每一张床位上，就是每张床每年1万元的租房成本。按月折算，每张床的成本就达800多元。
在养老院的收费名目里边，几乎都有“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床位费”往往占据着收费的大头。而对公办养老院来说，“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几乎是净赚的。“因为公办养老院拿到了免费的资源。”王小龙认为，这对民办养老院来说，“是个很不公平的事儿”。
“民办的以市场价格拿地，成本过高，跟当下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比起来，有一定的收费门槛。所以民办养老院收费要比公办的养老院收费高。”王小龙说。
据王小龙了解，目前北京的民营养老院，大部分都需要租房，这个比例占90%左右。“要是买地建养老院的话，很难挣回成本”。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指出，“政府建养老院，又盖房子、又搭屋，又添设备、又雇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而民办一切都要靠自己，他怎么能竞争过你呢？你是零成本，挣一分钱都是挣。他挣十块钱都不够补偿的，长此以往民办养老机构必然举步维艰”。
负债经营
在养老院的运营成本高和入住率低的双重压力下，有的民办养老院就有点吃不消了。今年5月初，孙玉兰苦苦维持了十多年的昊德老年公寓因为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等原因，最后不得不与北京红十字会主办的颐年护老院合并。拥有130张床位的昊德老年公寓，1999年建院。一位颐年护老院的工作人员指出，这次合并其实是一次“接管”。
位于昌平区的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是北京市床位数最多的一家民办养老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宋玉梅称之为“艰难地活着”。
宋玉梅是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的院长，在进入养老行业之前，她经营着自己的歌厅和钢材生意。那时候，她自有资金约为1.4亿元。不过，随着养老院规模的扩大，宋玉梅出现了回本困难、资金短缺的问题。2008—2009年，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差不多就要解散了”。
为了避免养老院资金断裂，她甚至把自己的歌厅、钢材市场生意都撤了。“还贷了9000多万”。因为银行不给她这样的养老院提供贷款，她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宋玉梅每年就得背负1000多万的利息。
宋玉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要是当初银行能够给她这样的养老院提供贷款，她将每年省掉400多万的利息。要是那样的话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还旧账，欠新账”了。对此，她希望政府和银行未来能够对民办养老院贷款提供便利。
据宋玉梅介绍，北京目前已经有好几家养老院倒掉了。与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同年踏入养老行业的绚丽阳光养老院，开始投资1亿~2亿元，床位规模与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相当，不过开业不到一年，就倒闭了。至今，绚丽阳光养老院仍被挂在北京瑞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