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增长迅猛，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高净值家庭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来说，面临的最大挑战则是，资产配置如何在实现财富长期、跨代保值增值与应对金融市场短期波动之间取得平衡。
“人民币今年一直在贬值，股票也不行，看着自己的资产不断缩水，找不到很好的保值方法。”深圳某大型英语连锁教育机构的林老板表示无奈，他正计划近期去日本看一下房子，女儿马上计划去日本读书了，准备入手一套。但更让他有点心烦的是自己的太太经常会听信某个“熟人”的话买理财产品，而把几百万资产打了水漂。像林老板这样手握大把资金，担忧资产的贬值、家庭财产受损和后代的教育，在中国几乎是每个企业家都会担心的事情。
家族办公室开始起步
诺亚财富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18中国高净值财富白皮书》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增长迅猛，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高净值家庭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来说，面临的最大挑战则是，资产配置如何在实现财富长期、跨代保值增值与应对金融市场短期波动之间取得平衡。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内地龙头企业不断上市，在阿里巴巴、京东之后，小米也在港交所挂牌，催生了一大批新兴行业的富翁。从投资需求来看，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已经逐渐从最初的追逐高收益转向控制风险，资产的保值增值比单纯的快速增长更加重要。同时资产规模的增加也大大增加了财富管理的复杂度，更多高净值人士从自己直接进行投资和财富管理，转向寻求专业的服务机构，来进行系统的、目光长远的资产配置。
家族办公室就是其中一种，近几年也迅速在中国成长起来。根据美国家族办公室协会(Family Office Association)的定义，家族办公室是“专为超级富有的家庭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和家族服务，以使其资产的长期发展，符合家族的预期和期望，并使其资产能够顺利地进行跨代传承和保值增值的机构”。
在海外，家族办公室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而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家族办公室起步最晚，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尽管财富积累速度远超欧美地区，但富豪家族对于家族办公室的形态目前接受程度较低，更倾向于将物质化的财富亲自托付于大型金融机构或财富管理机构，对于家族企业、家族精神文化传承与家族治理等问题的关注较少。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
包括瑞银、新加坡银行等外资机构也在大中华区尤其是内地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对家族办公室的需求，很早就在这方面做了提前布局，因为业务前景非常好，瑞银也曾对外宣布其在亚太的家族办公室业务各项指标的增长率都高于高净值客户业务。
“我们过去接触的一些客户都是经营煤矿、贸易的中国企业家，现在很多新兴行业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富裕人群。”曾经在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工作的新加坡人沈先生3年前自己开始做家族办公室，目标客户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们。
根据麦肯锡的数据，预计到2021年，中国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客户将超过13.4万人；而上文提及的《2018中国高净值财富白皮书》显示，中国的高净值人群目前主要来自贸易、制造等传统行业，并且年龄越大，传统行业占比越大，这些反映了中国过去较长时期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特点。而越年轻的高净值人群，来自新兴行业的越多。过去几年，高净值人群中来自新兴行业的占比持续上升至接近四成，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
从投资领域来看，高净值人群普遍看好新经济，这体现在90%以上都配置了主要投资新经济的私募股权基金，私募股权正在从“另类”资产变为“主流”资产。未配置私募股权基金的高净值人群比以前明显减少。
而家族母基金作为股权投资的一种，能够有效帮助投资人参与到头部机构的投资中，并通过多个子基金的项目达到最大的风险分散作用，相比于个人投资，家族母基金天然具备广泛的基金投资渠道、专业的基金筛选体系、较高的谈判地位和专业且专注的投后管理等四大优势。嘉富诚管理的近100亿人民币基金（包括美元、澳币、人民币基金全部折合的规模），家族母基金占比达60%，直投的有40%。
嘉富诚家族办公室董事长郑锦桥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家族办公室有独到的东方文化，在财富管理方面的特点有以下几个，第一，中国人更信任自己，而西方更信任专业机构，和成熟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尽量在管理资产过程中保持透明，让其知道家族办公室的运作情况；第二，中国人更注重传承方面的安排，这方面的需求大，中国有句古话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国人更重视对子女的培养，特有的对于后代的期望和寄托都大于西方，西方在感情方面没有那么浓的色彩；第三，中国人的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更强烈，几乎是标配，从子女海外留学即是开始，子女在国外上学都会在当地买房顺便进行投资，西方人相对少；第四，中国家族办公室和家族企业是结合起来的，家族成员参与家族企业的经营，但两者都存在缺少规则的现象，处于初级阶段，如果以后发展起来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