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怨气的蓝领工人，被认为是将特朗普意外推上美国总统宝座的重要力量。而令他们丢掉工作的两大罪魁祸首，一是全球化，二是科技发展。两大因素中，科技的影响更大更深远。
日常新闻也在不断加剧人们对科技进步的担忧：优步的出现可能令出租车司机失业，自动驾驶甚至可能令司机这个职业消失，富士康正大规模增加制造业机器人，AlphaGo击败中韩围棋顶尖高手……
英国牛津大学两位学者卡尔·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在2013年大胆预言：在未来10-20年间，美国47%的工作很有可能被自动化取代。而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学院杰出研究员威维克·瓦德瓦更认为，在未来10-15年内，80%-90%的工作岗位将因为技术而消失。
可以说，科技进步和劳工大众的对立已经成为当下无法忽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综合性问题。但科技真的是就业克星吗？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在美国人抱怨科技夺走工作岗位的同时，美国就业市场却呈现极其健康的发展势头。
美国劳工部统计显示，5月美国失业率降至4.3%，创2016年来最低水平。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口不断增加，女性逐步加入劳动力大军，这意味着美国经济需要源源不断创造越来越多工作岗位。美国经济的确做到了：美国就业/人口比例（即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过去几十年来稳步上升。
据美国劳工部最新统计，目前美国就业/人口比为60%，而1950年时约55%。因此，虽然今天科技比1950年时发达得多，但和半个多世纪前相比，更多的美国人拥有工作。
直观感受和经济统计之间的偏差令人震惊。人们对科技取代人力的担忧被夸大，或许是因为人们过度关注被科技消灭的工作岗位，而忽视了科技所创造的工作岗位。
首先，科技发展将导致工作岗位在不同行业间重新分配，在一些行业就业机会减少的同时，另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在增加。1900年时，41%的美国人在农业部门工作，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科技发展（尤其是拖拉机）的确消灭了农业部门的工作岗位，但同时却增加了工业部门工作岗位。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的研究显示，今天科技每消灭10个工作岗位，就会创造6个新工作岗位，这一比例是1950-1960年代以来最高的，这意味着今天科技对就业的破坏力是最低的。
其次，科技对工作的“替代”作用被过度关注，而对工作的“辅助”作用则未获足够重视。例如ATM机的发明按理说将减少银行出纳的工作机会，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大卫·奥托（David Autor）的研究发现，虽然从1995-2010年美国ATM机数量从10万暴增到40万，但1980-2010年期间银行出纳人数也从50万增加到55万。其原因在于，ATM机的发明令银行新开分支机构的成本大幅降低，这促使银行开设更多分支机构，并雇佣更多人手。且ATM机辅助银行出纳员解决了技术性含量较低的重复劳动，因而令他们可以有更多精力进行高附加值的销售、咨询等工作。
再次，科技进步推升劳动生产率提升，这令社会总产出更高、经济效率更高，并最终令人们收入更高、闲暇时间更多，这将令旅游、医疗、文娱、健身、餐饮等消费需求变得更旺盛，而这将带动服务业工作岗位大幅增加，且这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很难被机器所取代。
因此，奥托发现，虽然科技发展在不断消灭工作岗位，但并没有减少工作岗位总量。一个基本事实是科技消灭“职业（jobs）”，但没有消灭“工作（work）”。
虽然科技对工作“数量”的冲击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对工作“质量”的冲击不小。面对科技进步，一个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一个汽车制造工人所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联合研究发现，有两大类职业难以被科技进步所取代。第一种是“抽象”职业，即那些需要解决问题能力、直觉、创造力、说服力的工作，例如金融交易员、工程师、教授、管理人员等；另一种是需要“动手”的职业，即那些需要环境适应能力、视觉和语言辨识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例如厨师、护士、保姆等。
简单来说，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更加不容易被科技进步所取代，而最受冲击的恰恰是“中等技能”职业：销售人员、公司和行政文员、制造业工人、技工。1979年，这四种“中等技能”从业人员占美国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高达60%，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降低至49%，2012年进一步降低至46%。
这种科技进步造成的“职业两极分化”现象具有极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因为这一趋势正在蚕食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纺锤形”社会结构，即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
随着中产阶级的衰落，原有的中产阶级将产生分化，有的跻身上层社会，而更多人则可能如日本观察家三浦展所观察到的那样，成为“底层社会”的一分子。
这种结构从“纺锤形”向“哑铃形”结构的发展趋势，必然伴随社会和政治危机。或许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在美国选民中会特别有市场。
